长安城对坊内坊外的管理涉及到许多部门，任用了各级高官直接参与，形成了高效严密的行政运作。除了“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89的坊正外，“凡城门坊角，有武侯铺，卫士、彍骑分守”90。《唐六典》还记载：“凡两京城内，则分之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91“左右金武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翊府）中郎将掌领府属，以督京城内左、右六街昼夜巡警之事。”92里坊被不同阶层的人分别佔据，宅地有如“甲第一区” 等的区别93。高级官宦佔地面积很大，隋朝杨素、唐朝魏王李泰住宅均佔一坊之地，郭子仪住“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94。白居易故居在东都履道坊西北隅，呈南北长方形，南部是以南池为主大园林区，北半是由前后庭院构成的两进式院落。唐令规定一般百姓的住宅佔地“良口三人已下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95。这些规定虽未见得在城市中推广，但反映了身份等级与住宅佔地的情况。唐代有《营缮令》不仅制定了官员及庶人宅舍的营造等级96，里坊内部连房屋建造也不能随意而为，规定“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97。雍州长史李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酒肆老闆对李晦说：“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李晦听后当天就将楼拆除98。

对发生违反里坊制度的事情，还纳入到法律处罚条例之中。如《唐律疏议》载：“其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亦同城主之法”，即徒一年99。在《贼盗律》中还有：“诸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若里正知而不纠者，皆流三千里”100。由于按区块设置的坊和按人口决定的里交错重迭，城内居民又受到里和坊的双重管辖。《唐律疏议》在说到人口问题时规定“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101“若部内有冒名相代者，里正笞五十。”102里正负责统计核查人口，对国家制定政策十分重要，如有脱漏增减，除惩罚当事人，也要追究里正的责任。这种相互监督、株连互保的做法，也适应于里坊内出现的违法事件上。如为禁断私铸铜钱，规定“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103。有时甚至对人际间交流言语加以限制，玄宗开元五年《禁止街坊轻浮言语诏》：“尧屋可封，孔门无倨。此由淳风，彼洽徳敎，弘之在人。职归所属，如闻辇毂之下，闾阎之内，口无择言，行不近礼，则失长幼之序，岂仪刑之政。宜令府县长官、左右金吾，明加训导捉搦，若有犯者随事科绳”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