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里坊的内部结构更加完善，坊内的十字街道分称为东街、南街、西街、北街，由此划分出的四个区域内，再设小十字街，形成了十六个区块，也分别有专称71。对长安城北安化门（光化门）和景耀门之间的安定坊的部分发掘，发现了小十字街，路面宽6米，有多条轨距为1.23米的车辙迹，东西道路两边有版筑土墻，厚约1.5米，将南北街切断，但墻底路基仍与南北相连，说明隋和唐初已形成十字街。由小十字街向南钻探，发现了大十字街的东西街道，实测街宽为20米72。长安城中部偏东的永宁坊、西城的怀德坊也发现过小十字街，进一步证明大、小十字街是里坊的基本格局。东都洛阳长夏门西第一坊归德坊、建春门南第三坊永通坊也发现十字街残迹，据定鼎门东第一坊（明教坊）的勘探，得知十字街宽约14米。

双重十字街区划法分割成的十六个区块，面积约255×255米，作为基本居住面积显然太大，其实其间还有“巷”、“曲”相隔，最后的空间纔是一般人的居住区，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永昌坊）入北门西回第一曲”73的说法，表明了更小的街道称为曲。再证以唐孙棨《北里志》，有“北曲”、“中曲”、“南曲”74。双重十字街加“巷”、“曲”相隔，构成了长安里坊的细部格局。

坊间的道路也被发现，平康坊和宣阳坊之间的东西向街道宽29米左右，路两边有土挡，其外是约两米宽的排水沟，沟外是坊墻。坊墻残留宽3.5米。道路的构筑是先挖去浮土，对路面进行密实加工，其上铺施石子瓦砾，其上为路土。道路上发现密集的车辙，宽为1.35—1.40米之间75。

里坊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控制管理，到隋唐时更为强化。隋以前的国都“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76。长安城进入皇城、宫城要有“门籍”，与坊严格隔开。武则天擅政之初，坚决放弃原来的太极宫，把正衙转移到长安城东北郊的禁苑大明宫内。正如宿白先生所指出的，除高宗病风痹，嫌太极宫潮湿外，主要的是因为太极宫地势低，不利防变，而大明宫高据岗阜，所以《太平御览》卷一七三引《西京记》说：“司农少卿梁孝仁充使制造，北据高冈，南望爽垲，视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77显然，大明宫既适于警卫宫廷内部，又可以掌握京城全局78。然而，宋人赞扬长安城时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佈，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庭宫寺、门居市区不復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79所谓“新意”、“一代之精制”，恐怕更主要是指里坊制度的登峰造极。

唐代里坊统一以鼓声为凖，由坊正负责坊门的啓闭。“先是，京师晨暮传唿以警众，后置鼓代之”80。早上五更二点自宫内“晓鼓”声起，诸街鼓顺序敲动，坊门开啓，鼓要敲到天亮为止，每晚鼓声敲响关闭，不许出入81。夜晚实行全城街道严格消禁，如果有“犯夜者，笞二十”82，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杀之”83。《任氏传》中记录郑六早晨从任氏宅出来要回家，“及里门，门扃未发”，祇好“坐以候鼓”84。《李娃传》中记载郑生与李娃同住平康坊，郑生财尽，李娃将他骗至宣阳坊李姨处，退房搬走，郑生回到平康坊见房锁人去，急忙欲返宣阳坊，但天色已晚，坊门将闭，不得不住店暂息一宿85。祇有婚、丧、病等纔能例外，但必须获得批凖，婚事依风俗要早出晚归，可事先按规定持有县牒，而丧病为紧急情况，祇需本坊牒文86。

居民被固定在坊内封闭的空间里，坊墻不得破坏。《唐会要》卷八六《街巷》条：“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墻，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拆毁，……如有犯者，科为勅罪，兼须重罚。”87在坊门啓闭定时的长安，晚鼓鸣后大街即空空荡荡，出现“六街鼓绝尘埃息”的景象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