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诞生——一个全新的国家
很多人认为近代的德国是由普鲁士王国发展而来，而普鲁士王国的前身是普鲁士公国，普鲁士公国则是条顿骑士团世俗化的产物。这条常见的观念叙事倒推过来就形成了关于普鲁士和德意志关系的最常见神话：英武好战的条顿骑士团的遗风随着宗教改革被普鲁士公国继承，普鲁士公国不断发展成为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统一德意志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姑且不谈，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个观点的视角是站在德意志的角度去看待普鲁士的作用，那么在普鲁士视野中，它的历史和德意志的关系又如何呢？
1525年4月10日，条顿骑士团第37任大团长、霍亨索伦家族第一位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正式向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宣誓效忠
从普鲁士的角度看，前述的线性历史描述的每一部分都依然是成立的。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真的存在直接的递进关系么？条顿骑士团国家世俗化而产生的普鲁士公国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勃兰登堡选帝侯登上普鲁士公爵的宝座是通过联姻和继承。普鲁士是选帝侯最重要的产业，但同时也是德意志之外的产业——这和汉诺威选侯登上英国王位并没有什么两样。当选帝侯终于迫使波兰国王放弃对普鲁士的全部封建主权时，普鲁士也并没有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相反它在主权上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君主权的独立国家，虽然头衔依然是公爵。而这个公国的公爵通过1701年的加冕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这意味着一个主要讲德语的欧洲国家的诞生，而不是欧洲的一个全新德国的诞生。
1701年1月18日，腓特烈一世加冕为“在普鲁士的国王”
普鲁士王国是一个凭空制造的全新国家，它以普鲁士命名，但它的核心并不在普鲁士。普鲁士王国只在封建法意义上才是由普鲁士公国升格而来的。勃兰登堡选侯邦的霍亨索伦王朝虽然凭借亲戚关系继承了普鲁士公国，但他们的权力基础始终在勃兰登堡。按照封建法，勃兰登堡选侯邦是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且行使皇帝选举权可以给选帝侯本人带来财政上的好处。用波兰国王已经放弃了全部宗主权的普鲁士来命名这个新生的国家，既不会招致任何主权意义上的纠纷，也不会影响兼任国王的选帝侯行使自己的皇帝选举权。勃兰登堡选帝侯利用了自己手中普鲁士的特殊性，保住了勃兰登堡领地在德意志的特殊利益。勃兰登堡选侯邦没有被并入普鲁士，而且在实质上勃兰登堡选帝侯始终统治着普鲁士，无论是公国还是王国。这一点即使到德意志帝国时期也没有发生变化，当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册封著名学者贝特曼·霍尔维格为贵族的时候，后者的儿子作为一个新贵族，也是在勃兰登堡买到了一处领地才终于真正进入容克贵族集团。
普鲁士的塑造——军人的国家
普鲁士王国从1701年建立到1918年灭亡之间的二百多年中，普鲁士人小心翼翼地捍卫着自己的国家，无论是面对外敌入侵还是面对民族统一的热潮，普鲁士从制度上都是普鲁士，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如果承认这个前提，把普鲁士的历史当作是一个全新的讲德语的国家的历史，而不是德国历史上的一时一地的历史来看待，那么这个国家在近代德意志历史上从无到有，又从有归无的兴衰史，就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考察德意志近代史的有趣视角。
大选侯腓特烈威廉
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勃兰登堡选侯邦是三十年战争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也正是在这段兵连祸结的日子里，王朝成功地通过联姻继承了普鲁士领地，又通过与其他强大君主的妥协和联盟，保住了自己的领地。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则成功地依靠为强大的君主充当领取补助金的盟友、甚至雇佣军，而建立起一支和领地不相称的强大武装力量。这种武装力量既维护了他领地的和平与安全，又让这个家族成为一个待价而沽的有价值的武装力量。在付给霍亨索伦人的报酬里，不但有金钱、也有主权和头衔：普鲁士公国完全脱离波兰获得完全的独立和国王头衔，都是通过战争、提供军事服务、或者充当盟友获得的报酬。
腓特烈威廉一世欢迎逃难而来的萨尔茨堡新教徒
霍亨索伦王朝通过在欧洲扮演这种高级雇佣军首领的角色，不但成功地缔造了一支效忠于他们的军队。也通过这支军队，把他们用联姻、继承、武力征服获得的一系列拥有不同封建特权的领地，缔造成一个国家。在欧洲的其他君主国里，这个加强王权、废除封建特权的过程往往意味着地方贵族的激烈反抗。但普鲁士的特殊性在于，它可以通过战争来疏解贵族的不满。霍亨索伦王朝初期和中期的历史中，君主所发动的战争很多时候更像是一桩生意，通过战争君主们得以扩张领土或是从其他国家得到金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这些土地和金钱又供养了军队，尤其是给在军队里当军官的贵族提供了地产之外的收入。于是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贵族往往乐于通过为国王的军队充当军官，而参与到国王的军事行动里去。久而久之，这种从传统的君主、贵族、平民到统帅、军官、士兵的身份转变，形成了普鲁士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一个没有历史和传统的国家在军旗、战鼓和战场上的号令中形成了。
霍赫基希战役后的老弗里茨和他的士兵
从大选侯威廉到腓特烈大帝，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们扮演着战场上伟大统帅的形象，而通过站在他们周围，普鲁士的贵族也形成了自己对君主和君主所缔造的国家的认同。在认同感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君主也乐于在地方问题上对这些效忠的贵族让步。最后普鲁士的王权和贵族的封建特权实现了一种共存的关系。普鲁士贵族让自己的形象向着军事精英的角色转化，以一种军人的服从态度在战时和平日服从君主的命令；君主则以自己的权力保障这些贵族在地方上的特权、及经济利益不受触动。其他国家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这话如果从普鲁士的这种特殊性的角度上衡量是完全成立的。
普鲁士的扩张
普鲁士通过自己的军事扩张逐渐崛起，一步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土。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投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瓜分波兰，夺取了西里西亚，并把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在陆地上连结在一起。在鼎盛时期，甚至华沙也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城市。
普鲁士的毁灭——普鲁士与纳粹
普鲁士度过了1918年革命的艰难岁月，步履蹒跚地走进了魏玛共和国时期，虽然纳粹政府取消了普鲁士议会和政府，但普鲁士州依然存在，它的灭亡源于1947年的盟军命令。这道命令为了铲除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而终结了普鲁士的历史。从1701年腓特烈一世加冕到1947年普鲁士被废除，这个国家的历史持续了两百多年。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纳粹党开始参与联合组阁。狂热的冲锋队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队伍通过勃兰登堡门，大道两边，千万条手臂高举齐致纳粹敬礼，喧嚣的场景由德国明信片刊印下来
按照盟国的观点，普鲁士军国主义应该为纳粹的战争暴行负责，基于这个理由普鲁士的存在被彻底抹掉了。那么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否应该为纳粹的战争暴行负责呢？这个问题本身也是《钢铁帝国》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观察近代德国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虽然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和纳粹的种族主义始终捆绑在一起，几乎是一体的两面。但在这两者之间其实还是存在着某些区别的。比如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七二零事件。1944年7月20日，投入刺杀希特勒运动的人们当中，很多都是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军官，从组织者贝克大将到内定的元首维茨勒本元帅，再到亲自下手行刺希特勒的斯陶芬贝格上校，都是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军人。而且即使在短暂的政变期间，这些军人除了下令逮捕纳粹、盖世太保之外，所热烈争论的问题当中也少不了恢复君主制。
1944年7月15日，行刺活动五天前的施陶芬贝格（左）
在纳粹德国历史上的各种反纳粹运动中，贵族军官团的反纳粹运动多少都带有一些恢复君主制的色彩。但这些事实是否可以把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同纳粹暴行之间撇清关系呢？很遗憾依然不能。即使完全不考虑德国国防军对纳粹的效忠态度，普鲁士贵族军官团对纳粹的幻想和亲近感是纳粹上台的重要原因。同时普鲁士军国主义所塑造的那种对国家统治者的效忠和服从精神，军官对自身誓言和荣誉感的尊重，是纳粹德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大量战争罪行发生的根本原因。
1945年冬天的柏林
普鲁士贵族政治家在1871年宪法中所采取的暧昧态度，和德意志帝国政治制度上的畸形，窒息了原本主张民主和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使1848年那个充满崇高理想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不断腐烂堕落，最终变成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而当魏玛共和国走到左翼和纳粹之间二选一的十字路口时，又是普鲁士贵族军官团选择了纳粹政府。结果就是欧洲和世界、当然也包括德国自己的空前灾难，而作为战后追究责任的一环，普鲁士被盟军从制度和地图上双双抹掉，也正是普鲁士贵族自己给自己选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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