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任何人都是在家族的“纵向”影响和时代的“横向”影响下塑造成型的，只是对不同的人，其中一种影响占的比例可能要大些，但是任何一种影响都不可以忽略。腓特烈二世的那个时代，存在着政治和军事上的两个重要概念：开明专制和有限战争。

在历史学家给腓特烈贴的各种标签中，开明专制是很重要的一个。当时欧洲正值启蒙时代，促进了人们的政治结构与君主制度的再思考。传统的君权神授观念不再那么有说服力。在受到理性之光的指导下，为臣民们谋最大的福利，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统治阶级合理性的标准。

总之，符合这一标准的国王便是“哲学王”。一个哲学王应该实行宗教宽容，改革教育与法制，实现行政合理化以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名鼎鼎的伏尔泰便是开明专制拥簇者中的佼佼者。伏尔泰相信，“一千只老鼠的民主不如一头狮子的独裁”。腓特烈二世和伏尔泰曾结成了一种比较亲近的私人关系，伏尔泰想让腓特烈成为理想的开明专制君主，而腓特烈则钦佩伏尔泰的学识。

▲ 弗朗索瓦-马利.阿埃鲁（Francois-Marie Arouet），他更广为常见的一个名字是他的笔名：伏尔泰。

腓特烈曾经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称他是 “法兰西最为卓越的人物，是给蚊子添色增辉的人…你的成就如此非凡，能够生而和你这样的人做同代人，我认为是我一生无上的荣耀之一。”伏尔泰也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认为腓特烈是开明君主的代表人物。但这两个人后来的关系决裂。

腓特烈二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符合开明君主的标准。整个“启蒙”欧洲都曾称赞他对懒惰和迷信者的痛恨。1736年，伏尔泰曾称赞腓特烈讲成为为难得的“哲学王”。鉴于伏尔泰当时在欧洲声望日隆，所以这个奉承对腓特烈来说可谓大为受用。1739年，腓特烈写作了他的第一篇论述君主责任制的文章《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一书的反驳》。在伏尔泰的帮助下，腓特烈修改了这篇文章，并在1740年发表为《反马基雅维利论》。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现代政治学的开端。其最显著的观点是：君主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完全不需要讲任何道义。而在那本书中，腓特烈二世表达了另一种观点。“世界上有两种君主”，腓特烈写到，“第一种是自己看到并掌管一切，第二种是把所有事务交给他们的大臣”。很明显腓特烈想要当第一种。

关于君主的责任，腓特烈认为，首先是牢牢地抓紧军队，然后通过工业、农业与教育的繁荣，实现国家实力的和平增长。人民拥有宗教自由，但不会出现宗教狂热。至于自私自利的士兵，则以铁一般的纪律进行约束。除此之外，为了臣民的利益，在三种情况下进行战争是适当的：第一，防御已经发生的敌国侵略；第二，维护君主的合法权力；第三，对于潜在威胁防范于未然。

以上便是腓特烈对开明君主责任的全部阐述。

有一种说法认为，腓特烈的开明专制思想对普鲁士军事发展没有什么益处。但事实恰好相反，说其是最重要的一环也不为过。君主使用战争作为手段的三个正当理由里，第三条“对于潜在威胁防范于未然”，正是腓特烈在1740年突袭西里西亚和在1756年闪击萨克森的理论依据。

再后来，为了国家利益不宣而战简直成为了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与纳粹德国的政治信条。在一战德国的步兵操典中，甚至有“不惜一切代价冲向敌人！”的进攻性准则。腓特烈本人并没有预见到这点，但他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之后两百年的德国军事。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在腓特烈那个时代，战争还没有两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惨烈。除了武器的原因外，“有限战争”的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欧洲的历史中，有一种政治均势的情况。每当出现一个强大的大陆力量时，就会促使其它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以维持大陆均势。没有哪场战争是以亡国灭种为目的的，无非就是一些边界省份和偏远小国（如意大利和德意志数不清的公爵领地）的频繁易手。这也导致欧洲从未真正的统一。

七年战争的情况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腓特烈的敌人愿意以惊人的精力去进行战争。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从未想过要切断波兰走廊，而这是普鲁士重要的补给线（包括谷物、牲畜、马匹、人力的补给）。其实就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史蒂芬都通过向普军贩卖补给品而赚的盆满钵满，要知道当时普鲁士可是他的敌人！在1748年，弗朗西斯·史蒂芬曾请求英国舰队封锁热那亚，但又精神分裂般以托斯卡纳大公爵的身份反对这个行动。

▲ 弗朗西斯一世，也就是弗朗西斯.史蒂芬。他是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妻子是赫赫有名的玛利亚.特蕾莎。

总之，腓特烈所处的时代依然是个贵族观念横行的时代，全体国民同仇敌忾地对付外敌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被抑制的。法国文化和法语在欧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状况被吉本称为“欧罗巴共和国”（有趣的是，当1813年，欧洲各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对抗法兰西第一帝国时，盟军间互相交流使用的是法语）。真正意义上的骑士精神就是从这种世界性的贵族文化中诞生出来的（中世纪骑士的精神可一点不美好）。

当时各国的统治者认为，他们与其它国家贵族之间的亲近度，要高于与他们本国贱民阶层的关系，皇室间的通婚则加强了这种意识。和平年代时，一个专业军人可以不断更换自己侍奉的君主，而人们也不会指责他朝秦暮楚。就连国家间的敌对关系，都只是被当作一种局部和暂时的状态。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那种你死我活的情况，是当时的人无法想象的。

也就是这些贵族帮助欧洲缔造了“有限战争”的状态。在某些国家，尤其是法国，贵族们宣称要通过出生高贵与否来减免税收。军队的特权垄断阶级也阻碍了那些有真才实学平民的晋升。腓特烈则只从军队的现役步兵里提拔城市中产阶级，其它则不在考虑之内。

同时，在十八世纪，受教育的贵族阶层开始接受理智主义的熏陶。这种哲学积极地认为，人能够纯靠脑力，对所有令人感到迷茫和困惑的现象做出使人信服的解释。在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中，处处可见此种由热情带来的傲慢。

不过虽然大部分物理世界已经被力学和化学原理所照亮，而军事工程师也开始以科学计算来发展围城与堡垒的模式。但是当时的人们依然怀疑：是否整个战争本身，不太适合用理性分析来进行解释？（当时自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战争学原理，就连在今天也很难确定是否能把战争定性为一门科学）

因此，著名的莫里斯·萨克斯元帅和其他一些人开始认为，战争是与拥有良好体系的科学原则所相悖的。他在1752年写的一句话：“一场战役是整个战争中最重要也最危险的行……一名伟大将军的将道能在如下方面看出来：以明智和确实的策略来达成战役目标，期间不冒任何风险。”

当时人认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能通过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或用轻步兵掠夺乡间资源（奥军尤其擅长这点）来抢占先手，或者诱敌深入，巧妙地调动敌人。但即使如此，萨克斯还是认为“战争是蒙着一层阴影的科学，一切科学都有原则和规律，唯独战争是一无所有。”

总之，在十八世纪，将军们总能找到相当多的理由和机会来避免一场战役。那时的军队是由几十个团组成的僵化团体，很难分散和灵活行动。把一支军队搬到战场上，是件相当折磨人的事情。从行军序列转换到战役序列，就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空档敌人早就溜走了。

因此在十八世纪，一场会战（指双方真刀真枪拼杀过的）的正面意义要高于负面意义。一旦进入到武装冲突的阶段，双方是通过炮击和近距离燧发枪齐射来互相屠戮。此种经历总是让军官感到悲痛不已，倒不是说他们对士兵有人文关怀，而是每个死亡士兵都代表三年口粮和训练时间的浪费。

▲ 赫尔曼.莫里斯.萨克斯。出生于萨克森，为法国大元帅。曾在丰特努瓦战役中大败英、奥、荷联军。著有数本军事著作，颇有名气。虽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原则，但认为战争不能以科学原则进行概括。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腓特烈二世后来打破了同时代人身上的这种禁锢。1740年，他二话不说就突袭并夺取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并相信奥地利无胆也无能来抵抗，让他可以不受打扰地享受胜利的果实。但腓特烈二世严重低估了奥地利的恢复力。这就是为什么在1745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他不得不打好几场危险的会战，并种下了日后七年战争的祸根。在那场战争中，他差点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腓特烈二世划时代地把寻求决定性会战当作他的军事原则。这是因为他的敌人大多拥有更强大的人力物力，战争一旦拖得太长，资源的劣势就会把普鲁士给压垮。在那个时代，也没人像腓特烈二世那样要求部队快速的行军，也没人向他那样把作战时间延长一直到冬季（此前按惯例欧洲冬季是不作战的）。在春季，他也比任何人更早地恢复军事攻势。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前期，就几乎消耗完了他的雇佣兵部队（雇佣兵在普鲁士军队中占一半左右），

因此他不得不依靠本国士兵以“爱国激情”来作战，这在十八世纪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举动。

不过，战争一结束，腓特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在军队里面填充外国雇佣兵。另外，腓特烈对普通士兵几乎毫无怜悯可言。如果这些士兵是萨克森或者俄国人就更惨了。这从1760年，腓特烈对马格德堡的野蛮炮轰就能看出来。

总之，腓特烈看上去与他的背景和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一个青年时令人失望的王储变成了大选帝候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优秀继承人。作为十八世纪名人的代表，他十分接近理想的开明专制君主的定位，但却不是一个“有限战争”的践行者。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思想过于极端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统治着一个不怎么“欧洲化”的国家。

但是不管如何，其实腓特烈二世可以被视作欧洲近代君主和将军的缩影。他们在历代先辈的“纵向”影响和同时代的“横向”影响下，依托着近代欧洲各国开始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最终创造出一个“在鼓点和横笛声中，排着整齐横队，手持上着刺刀的燧发枪，直面炮火与死亡”的线式战术时代，并以此为基础，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拥有了全球军事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