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太祖光文皇帝刘渊（?－310.8.29），字元海，属匈奴屠各部，又记为南匈奴单于於夫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十六国匈奴汉国的创立者，公元304－310年在位（308年称帝）。屠各与匈奴、南匈奴什么关系呢？

《三国志》卷16《魏书·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关东义兵起，卓（按指董卓）会议大发兵，群寮咸惮卓，莫敢忤旨。泰（按即郑泰）恐其强，益将难制，乃曰：‘……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
《后汉书》卷70《郑太传》：“及义兵起，卓乃会公卿议，大发卒讨之，群僚莫敢忤旨。公业（按郑泰字公业）……对曰：‘……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

郑泰谓“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八种西羌”）。其中“匈奴屠各”，以往史家多以为是“匈奴”、“屠各”并举，指的是“匈奴与屠各”，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一文即持此说。

然而，此说存在明显疑点。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所列入塞北狄19种，虽然并非都是匈奴，但排在第一位的“屠各种”，为匈奴休屠王部众及其后裔，汉代入塞匈奴的重要部落，却是史家的共识。郑泰将“匈奴”与其部落之一的“屠各”并举，是不可思议的。
“西羌八种”或“八种西羌”，只是西羌的一部分。仅见于《后汉书》卷87《西羌传》的西羌部落，就远不止八种。郑泰将“匈奴”与西羌的一部分即其“八种”并举，也令人费解。
事实上，如果将郑泰所谓“匈奴屠各”，释为“匈奴与屠各”，“屠各”就有别于“匈奴”，更不会从属于“匈奴”。但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称刘渊为“新兴匈奴人”，或许是当时官方的身份记录。另据姚薇元先生《独孤即屠各考》一文举证，刘渊出自屠各，诸史所言甚明。刘渊既是“匈奴”人，又是“屠各”种，前者是其所属的族类，后者则是其所属的部落。此事表明：直到西晋末年，“屠各”仍被当作“匈奴”的一部分。汉魏之际的郑泰将“匈奴”与“屠各”并举，是不大可能的。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笔者以为：郑泰所谓“匈奴屠各”，并不是指“匈奴与屠各”或“匈奴、屠各”，而是指“匈奴之屠各”，即匈奴族的屠各种。换句话说，这里同“西羌八种”并举的，并不是“匈奴与屠各”，而是“匈奴之屠各”。“屠各”刘渊在《十六国春秋》中径称“匈奴人”，正是“匈奴之屠各”的一个实际用例。上面提出的种种疑惑，大概源于史家的误读。
《后汉书》卷8《灵帝纪》中平四年（187）十二月，“休屠各胡叛”；中平五年（188）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按据蔚宗所述，“休屠各胡”起兵在先，“南匈奴左部胡”起兵在后，“休屠各胡”又与“南匈奴左部胡”合，可见“休屠各胡”与“南匈奴左部胡”乃至“南匈奴”诸部，此时有着显著的差别，而且不相统属。所以“屠各”虽然不能同“匈奴”并举，却是可以同“南匈奴左部胡”并举的。

现存两汉官印中，有标明为“匈奴”与“屠各”的两类。前者如“汉匈奴归义亲汉君”、“汉匈奴恶适尸逐王”、“汉匈奴恶适姑夕且渠”、“汉匈奴呼律居訾成群”、“汉匈奴姑涂黑台耆”、“汉匈奴守善长”、“汉率善胡长”、“汉匈奴呼卢訾尸逐”、“汉匈奴栗借温禺鞮印”、“汉匈奴伊酒莫当百”、“汉匈奴归义亲汉长”、“汉匈奴破虏长”等13种，后者如“汉休著胡佰长”、“汉屠各率众长”2种。除“汉匈奴栗借温禺鞮印”，见于《文物》1977年第5期陆思贤《汉匈奴栗借温禺鞮印》一文外，其余散见于诸家印谱，而为《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故宫研究室玺印组编，罗福颐主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10月）所收录。
据《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西汉一朝授予匈奴的官印“有汉言章”字，现存汉代匈奴官印统统称“汉匈奴某官”，有“汉”而无“章”，大约为东汉诸帝所赐。因此，表面上汉印是以“屠各”与“匈奴”并举，事实上依然是以“屠各”与“南匈奴”并举。

郑泰所谓“匈奴屠各”的“匈奴”，是否就指的是“南匈奴”呢？
诸史将“匈奴”与“南匈奴”互称，以“匈奴”指代“南匈奴”的写法，的确是屡见不鲜的。但南匈奴包括众多部落在内，无须笔者多言。郑泰将“南匈奴”与“屠各”并举，就是将“南匈奴”诸种与“屠各”一种并举，也有些奇怪。
况且，我们知道：匈奴休屠王部众降汉，远在南匈奴之前。唐长孺先生说：屠各与南匈奴“虽然同是匈奴，却有所区别”。又说：《后汉书》纪、传多“以南匈奴与屠各并举”，郑泰则“以屠各与匈奴、湟中义从胡、西羌并举”，可知“南匈奴不能包括屠各在内”。尽管在笔者看来：《后汉书》纪、传并不是以南匈奴与屠各并举，而是以南匈奴的一部分（如其“左部胡”）与屠各并举；郑泰更不是以屠各与匈奴、湟中义从胡、西羌并举，而是以匈奴之屠各与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并举，但唐先生的结论——“南匈奴不能包括屠各在内”，却无疑是正确的。由于匈奴能够包括屠各在内，而南匈奴不能包括屠各在内，郑泰所谓“匈奴屠各”的“匈奴”，就只能是匈奴或入塞匈奴的统称，而不是指南匈奴。
《文选》卷44陈孔璋（琳）《为袁绍檄豫州》“屠各左校”条李善注引《晋中兴书》云：“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最豪贵，故得为单于。”《晋书·北狄·匈奴传》则曰：“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唐长孺先生指出：既然南匈奴不能包括屠各在内，“所谓‘屠各种最豪贵，故得为单于’之说就难以成立。”
然而，刘渊被南匈奴诸种共推为大单于一事，已显示其所属的屠各部落在五部之地的“豪贵”地位。这里的问题，似乎并不在于屠各是否“豪贵”、“最豪贵”，而在于屠各“豪贵”乃至“最豪贵”地位的形成，究竟是在何时？
更重要的是，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浑邪王挟休屠王部众归汉，迄于晋惠帝永安元年（304）屠各刘渊建立汉国，其间一百八十余年，入塞匈奴各部大多销声匿迹，屠各何以却能始终保持其部落称号，并成为“统领诸种”的“最豪贵”一族？
据唐长孺、马长寿诸先生考证，“屠各”是“休屠”、“休屠各”的异名或省称，其部众则是匈奴休屠王部落的后裔。可两汉时入塞的匈奴名王数量之多，举不胜举，何以只有屠各得以承袭其故王名号呢？
汉魏时期大批入塞北狄部落的“蒸发”，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现象。笔者估计这些“蒸发”的部落，实际上是被其他部落兼并了。
并州屠各在北狄部落相互兼并的过程中，无疑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该部落历经近两个世纪仍保留其称号，可能是长期担当了主要兼并者的角色。而且，正是由于其他部落的不断加入，并州屠各最终成为南匈奴故地的强大统治者——按照《晋书·北狄·匈奴传》的表述，就是该地区“最豪贵”的部落。
并州屠各是在南匈奴故地与南匈奴融合的同时，奠定了汉赵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因此，笔者就拟从并州屠各与南匈奴的关系入手，解答上面的问题。
诸史对并州屠各与南匈奴关系的记述相当混乱，后世的研究者也往往被引入歧途。我们先来看南匈奴历代单于的一些基本情况：
顺序
单于名号
世系
在位时间（公元）
1
醯落尸逐鞮单于比
乌珠留若鞮单于知牙斯子
建武二十四年-建武中元元年（48-56）
2
丘浮尤鞮单于莫
醯落尸逐鞮单于比弟
建武中元元年-二年（56-57）
3
伊伐于虑鞮单于汗
丘浮尤鞮单于莫弟
建武中元二年-永平二年（57-59）
4
醯僮尸逐侯鞮单于适
醯落尸逐鞮单于比子
永平二年-六年（59-63）
5
丘除车林鞮单于苏
丘浮尤鞮单于莫子
永平六年（63）
6
湖邪尸逐侯鞮单于长
醯僮尸逐侯鞮单于适弟
永平六年-元和二年（63-85）
7
伊屠于闾鞮单于宣
伊伐于虑鞮单于汗子
元和二年-章和二年（85-88）
8
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
湖邪尸逐侯鞮单于长弟
章和二年-永元五年（88-93）
9
单于安国
伊屠于闾鞮单于宣弟
永元五年-六年（93-94）
10
亭独尸逐侯鞮单于师子
醯僮尸逐侯鞮单于适子
永元六年-十年（94-98）
11
万氏尸逐鞮单于檀
湖邪尸逐侯鞮单于长子
永元十年-延光三年（98-124）
12
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
万氏尸逐鞮单于檀弟
延光三年-永建三年（124-128）
13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
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弟
永建三年-永和五年（128-140）
14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
不明，先在京师
汉安二年-建和元年（143-147）
15
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
不明，立于京师
建和元年-熹平元年（147-172）
16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
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子
熹平元年-光和元年（172-178）
17
单于呼徵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子
光和元年-二年（178-179）
18
单于羌渠
单于呼徵右贤王
光和二年-中平五年（179-188）
19
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
单于羌渠子
中平五年-兴平二年（188-195）
20
单于呼厨泉
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弟
兴平二年-？（195-？）
附
左部帅刘豹
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子
建安二十一年-咸宁五年（216-279）

刘渊
左部帅刘豹子
咸宁五年-永嘉四年（279-310）
上表据《后汉书·南匈奴传》及《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制成。表中第一代南单于比到第十三代南单于休利，世代父子、兄弟相传，有着明确的血缘关系。他们与先期降汉的屠各部落，则毫无牵涉。第十四代南单于兜楼储到第十九代南单于于扶罗，与前十三代单于是否存在血缘关系，诸史却没有说明。
另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元海（渊）父左贤王豹，豹父单于于扶罗，于扶罗父单于羌渠，其世系清晰可辨。问题在于，如果刘渊是屠各，渊父豹、祖于扶罗，乃至曾祖羌渠，自然也都是屠各。但我们知道：屠各与南匈奴在汉末是判然有别的。既然如此，《后汉书·南匈奴传》何以要将屠各刘渊先世的羌渠、于扶罗，一并纳入南单于的传承系统？再者，《后汉书·灵帝纪》明明说单于羌渠是“休屠各胡”与南匈奴左部胡联手所杀，姚薇元先生所引《晋阳秋》、《晋书》、《魏书》，何以又认定羌渠嫡出的刘渊，是其大仇家的屠各种呢？
羌渠以“右贤王”立为单于，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情节。诸史所述匈奴故俗：其显贵大臣之一的右贤王，是必须由“单于子弟”担当的。根据这一线索，羌渠应该是第十七代南单于呼徵的“子弟”。如果我们由刘渊的族属，可以推定其曾祖羌渠为屠各，作为羌渠父兄的呼徵，以及呼徵父、第十六代南单于某，乃至呼徵祖、第十五代南单于居车儿，也就统统成了屠各。
大概是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晋书·刘元海载记》一向备受史家质疑。唐长孺先生甚至认定：刘渊的世系“有出于伪托之嫌”。
笔者的想法是：东汉时迁居南匈奴故地的屠各部落，三国或西晋时已为南匈奴诸部所接纳。他们最终在该地区占据了支配地位，其部落首领则获得单于的尊号。到了汉赵史家的笔下，刘渊又成为南单于的继承者、南匈奴的后代了。唐长孺先生提出：“所谓‘屠各种最豪贵，故得为单于’，仅仅适用于刘渊起事之后。”应该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并州屠各真正的崛起，可能始于刘渊一代。羌渠、于扶罗、呼厨泉，或许还有刘豹的活动，包括他们对并州及五部的经营，实际上均与屠各无关。
现存魏晋官印中，也有标明为“匈奴”与“屠各”的两类。如曹魏官印有“魏匈奴率善佰长”1种，又有“魏屠各率善邑长”、“魏屠各率善仟长”、“魏屠各率善佰长”3种。晋代官印有“晋匈奴率善邑长”、“晋匈奴率善佰长”2种，又有“晋屠各率善仟长”、“晋屠各率善佰长”2种。以上诸品也散见于诸家印谱，并为《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所收录。
《文选》卷44陈孔璋（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零、屠各、湟中羌僰，霆奋席卷，自寿春而南。”这篇檄文，大概是建安二十一年（216）十月曹操伐吴时发布的。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南单于呼厨泉率其名王朝魏，魏王曹操将其滞留于邺城，“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又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另据《通鉴》卷67载，曹操分呼厨泉之众为五部，以刘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也在此时。不过，上引《檄吴将校部曲文》将“南单于”与“屠各”并举，以及大量魏晋“匈奴”与“屠各”官印的共存，表明曹操划定五部之际乃至整个魏晋时期，“屠各”与“南匈奴”仍存在显著的区别。
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屠各刘渊在南匈奴贵族刘宣等支持下起兵。然而，《晋书·刘元海载记》叙述此事，“屠各”与“南匈奴”几乎无法分辨。与上引《后汉书·灵帝纪》、《檄吴将校部曲文》及两汉魏晋官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此可知，最晚在西晋末年，并州屠各与南匈奴已经合流——双方的界限基本上消失了。
笔者以往曾说过：刘渊、刘曜分别称“汉”、“赵”，前者“祀汉配天”，又“追尊后主”，后者改以“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是由汉赵建国时不同的政治形势，以及刘渊、刘曜不同的政治需求所决定的。
我们进而发现：刘渊建国前后的称号，也完全不同。《晋书》卷4《惠帝纪》：永兴元年八月，刘渊“自号大单于”；《晋书·刘元海载记》：同年十月，刘渊又“僭即汉王位”。
刘渊称“汉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意在争取“晋人”的支持，刘渊本人对此已有申说。问题在于：刘渊此前何以要选择一个与“汉王”对立的“大单于”称号？
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宣等“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元海则“告宣等招集五部”。及元海称“大单于”，“二旬之间，众以五万”。刘渊的“大单于”称号，有利于凝聚五部人心，是无庸置疑的。五部之众在“大单于”周围迅速集结，说明他们以匈奴人自居的意识非常强烈。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勒说“胡部大张背督”云：“刘单于举兵诛晋，部大距而不从，岂能独立乎？”按“刘单于”指刘渊。其时刘渊称“汉王”已逾三载，石勒等人竟然不称“汉王”而称“单于”，可见“单于”或“大单于”的称号，才是张背督、石勒之流肯于接受的称号。在这个限定的意义上说：刘渊选择“大单于”的称号，就使其在匈奴（包括“杂胡”）乃至“五胡”范围内，获得了普遍的身份认同。
刘聪后来增设大单于及单于左右辅；刘曜改以“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也是为了吸引五部匈奴乃至“五胡”群众。这与刘渊重拾“单于”及匈奴名王的称号，又有异曲同工的效用。
有的学者提出：魏晋时期的“屠各”，是“与汉族融合的匈奴”或“汉化的匈奴”的泛称。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刘渊的公开身份是“匈奴人”，与汉人有着确定的分野。刘宣等人劝刘渊起兵，说是“幸邦复业，此其时也”；劝刘渊与鲜卑、乌丸携手，又说“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他们这里将屠各、南匈奴，统统归入呼韩邪之“邦”、匈奴之“族”。《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304）记刘宣等人之言，多了“鲜卑、乌桓，我之气类”一句，又是将屠各、南匈奴，一并视为鲜卑、乌桓即北狄的同类了。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反证。《晋书》卷102《刘聪载记》：“尊元海妻单氏曰皇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烝焉。”《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匈奴俗：“父死，妻其后母。”刘聪娶其后母单氏为妻，可信是沿袭了匈奴故俗。这也就是说：即使在汉赵国建立之后，屠各部众的匈奴人痕迹依然彰明较著。
周一良先生《北魏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一文，论及稽胡（山胡）种族的来源，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有一些关联。周先生说：“山胡聚集的西河离石地方虽是刘渊最初建都所在，细看《周书·稽胡传》所载生活风习，与刘渊等情形颇不相符。”他的意思是：五部的汉化程度大大超过山胡，山胡为五部苗裔的说法并不足信。
我们姑且不论刘氏一门的“博通经史”，是否“出于捏造”；也不论太原王浑父子及西晋帝室对刘渊的推崇，是否为“前赵史官依托著名人物以抬高声价”。上文提到“妻其后母”——保留匈奴旧习的屠各首领刘聪，在《晋书》中，就是一位“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汉化颇深的人物。显而易见，在入主中原的匈奴乃至“五胡”身上，“胡”汉两种“生活风习”，往往是并行不悖的。
笔者以为：正是由于屠各刘氏对匈奴文化传统的坚守，使得他们在“五胡”范围内，尤其是在“五胡”群众的观念中，获得了进一步的身份认同，并在政治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五部屠各、南匈奴、“杂胡”或诸“胡”，纷纷聚集到“大单于”刘渊麾下，又对汉族的西晋政权形成了空前的颠覆力量。
纵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五胡”汉化进程中的反复乃至退步，都不是罕见的现象。笔者以为：除去“五胡”统治者利用国家权力的强制推行（譬如北齐、北周的“鲜卑化”措施）之外，“胡族”部落之间的不断聚合，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屠各足迹所至的武威、北地、五原、朔方、西河诸郡，相当于并、凉两州北部边防的前沿。北匈奴部落的频繁入塞，则几乎与两汉时代相始终，处在南北匈奴交汇点上的屠各部落，势必与之接触甚至发生冲突。西晋一朝，北狄部落的入塞也是络绎不绝。他们入塞后所处的区域，又多与五部匈奴的聚居地重合。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并州屠各与塞外北狄部落的“杂居”乃至相互兼并，大概都是不可避免的。
唐长孺先生指出：魏晋北境与匈奴有关的各部，“照当时的惯例称为杂胡”。《后汉书》卷76《任延传》，即谓武威“休屠”为“杂种胡骑”。唐长孺先生将屠各诸种统称“杂胡”，似乎言之有据。
问题在于：在目前可见的两汉魏晋官印之中，“匈奴”与“屠各”乃至“胡”印又是大量并存的。除上引两汉魏晋“匈奴”、“屠各”印外，汉印另有“汉破虏胡长”、“汉归义胡长”、“汉归义胡佰长”、“汉率善胡长”等4种。曹魏印另有“魏率善胡邑长”、“魏率善胡仟长”、“魏率善胡佰长”等3种。晋印另有“晋归义胡王”、“亲晋胡王”、“晋归义胡侯”、“晋率善胡邑长”、“晋率善胡仟长”、“晋率善胡佰长”等6种。同样散见于诸家印谱，也收入《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
我们发现，此时与“匈奴”互称的“胡”，彼时又是与“匈奴”判然有别的。两汉魏晋时同“匈奴”并举的“胡”，与匈奴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并无疑问，然而他们不称“匈奴”而另称“胡”，这个现象引人深思。在我看来，传世文献及历代官印中与“匈奴”并举的“胡”，或许就是唐长孺先生前面提到的“杂胡”。前引唐长孺先生说，魏晋北境与匈奴有关的各部，“照当时的惯例称为杂胡”。实际上，照“当时的惯例”——至少在官方的正式称谓中，魏晋北境与匈奴有关的各部，可能是“胡”而不是“杂胡”。
更重要的是，东汉时期的武威“休屠”，虽然被称为匈奴“杂种”（即“胡”或“杂胡”）。魏晋时代的并州及五部屠各，却是不称“杂种”、“杂胡”或“胡”的。后者非但不称“杂种”、“杂胡”乃至“胡”，其刘氏又与南单于世代传承，俨然成为“虚连题氏”的嫡裔，连“屠各”的称号最终也放弃了。
同样是“匈奴屠各”，河西与并州的两支，地位何以如此悬殊？
究其缘由，笔者以为：屠各在五部乃至并州一带，是南匈奴诸部中“最豪贵”即处在主导地位的部落。他们远在“西汉原徙之地”的同类，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遇。其实，河西屠各出于休屠王余部，本来既不是“匈奴别部”，也不是“胡”或“杂胡”。然而，大约在两汉之际，他们的地位明显下降。在官方的记述中，最终又变成所谓“杂种胡骑”了。
由此可见，入塞的“匈奴”与“胡”或“杂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匈奴”可以降为“胡”或“杂胡”，“胡”或“杂胡”也可以升为“匈奴”。“匈奴”与“胡”或“杂胡”升降的关键，在于他们部众的多寡乃至武力的强弱。河西屠各由“匈奴”降为“胡”或“杂胡”，并州屠各则由“胡”或“杂胡”升为“匈奴”，都是这一类的例证。
并州屠各不是“胡”或“杂胡”，当地却有大量的“胡”或“杂胡”。《石勒载记上》谓其“上党武乡羯人也”，又谓“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这个“匈奴别部”的“羯人”部落，正是典型的并州“胡”或“杂胡”。另据《晋书·北狄·匈奴传》：晋武帝时，入塞匈奴“渐为边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有云：“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这些“杂胡”往往散处于并州，甚至就是与五部屠各毗邻而居的。
《刘元海载记》称：刘渊被刘宣等共推为大单于，“告宣等招集五部”，又令宣等“引会宜阳诸胡”。《晋书》此处将“宜阳诸胡”与“五部”并举，二者也“有所不同”（如汉末“休屠各”与“南匈奴”）是可以肯定的。这里更令人感兴趣的，则是“宜阳诸胡”与“五部”匈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刘渊何以从一开始就将“宜阳诸胡”作为他依靠的基本力量？
“宜阳诸胡”的族源、族类已无从稽考，但其中包含大量离散的北狄部落，是不言而喻的。“宜阳诸胡”的主要成分，大概就是上党武乡羯人一类的“胡”或“杂胡”。“宜阳诸胡”或“羯胡”，活动在与“五部”匈奴临近的地区，又与“五部”匈奴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他们相继与“五部”匈奴建立起政治、军事的同盟，应该就不是一种巧合。
并州屠各凭借“左贤王”乃至“大单于”的名号，凭借“兴我邦族”或“复呼韩邪之业”的口号，鼓舞了五部与“诸胡”反晋的意志，激发了他们强大的战斗力，从而一举推翻西晋王朝，开启“五胡”入主中原的一段特殊历史进程。
总之，在笔者看来：晋末盛极一时的“屠各”部落，不仅不是“与汉族融合”的产物，恰恰相反，他们其实是与另一些北狄部落融合的产物。
笔者否认屠各是“汉化的匈奴”，却无意否认屠各的汉化现象。并州屠各的改用汉姓，就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父豹已使用汉姓。但刘豹与刘渊的关系，目前还不易确定。另据《晋书》卷103《刘曜载记》：曜父某、祖防、曾祖广、高祖亮均为刘姓。刘曜系刘渊族子，自然也是屠各。刘亮、刘广、刘防辈分都在刘渊之上。可知早在刘渊曾祖、刘曜高祖的时代，屠各部落就已改用刘姓。
耐人寻味的是，南匈奴中也有刘姓。协助刘渊起兵的右贤王刘宣，就是南匈奴贵族。《刘元海载记》称刘宣为“元海从祖”，当然是伪托的世系。诸史谓宣为南单于于扶罗、呼厨泉从兄弟或族兄弟，南单于羌渠从子或族子，可知其出自“虚连题”氏。刘宣兄弟行辈的于扶罗、呼厨泉均为胡姓，刘宣最初一定也是胡姓。南单于一支改用刘姓，未必始于刘宣，但刘宣被纳入刘姓，可能与屠各地位的变化有关，却显示出不寻常的意义。
在屠各刘姓的统绪中，刘宣被排在刘渊的祖辈，即刘曜曾祖刘广一辈，体现屠各对南匈奴贵族的敬意，也反映了屠各对南匈奴传统的认同。然而，年齿、行辈在前的刘宣，终究还要奉刘渊为“大单于”，表明南匈奴贵族在他们与屠各的联盟中，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
南匈奴贵族改姓，并不止刘宣一族，似乎是普遍的现象。《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汉书》卷94《匈奴传》同。《后汉书·南匈奴传》：“异姓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晋书·北狄·匈奴传》载“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南匈奴贵姓“呼衍氏”改为“呼延氏”，“须卜氏”改为“卜氏”，“丘林氏”改为“乔氏”，大约都在魏晋时代。
如所周知：南匈奴贵族呼延氏与屠各刘氏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晋书·刘元海载记》有刘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龙门祈子的故事。说明至迟在曹魏齐王芳时，刘豹已同南匈奴贵姓呼延氏联姻。不论刘豹是否为刘渊之父，也不论刘豹是南匈奴还是屠各，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南匈奴贵族呼延氏，加入了与屠各首领刘氏的联盟。刘渊起兵之际，其部将大臣中多有呼延氏人物，就是有力的证明。
《魏书》卷113《官氏志》：“须卜氏后改为卜氏。”《晋书》卷95《卜栩传》：“匈奴后部人也。”另据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卜栩任刘聪平北将军，为镇北将军靳冲所斩。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卜氏”条云：“疑栩于归晋时，已改用单姓。故臧、崔诸书，皆称单姓。”南匈奴贵族卜氏，紧步呼延氏的后尘，加入了与屠各首领刘氏的联盟。刘渊建国时，其部将大臣中卜姓人物也不少见。
呼衍、须卜、丘林氏的改姓，与刘宣的改姓是否有关，目前还不能肯定。但并州屠各与南匈奴几乎同时改姓，又显示出他们一致的汉化步调。
《通鉴》卷105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正月条，有“屠各卜胜”。唐长孺先生说：“卜氏为匈奴大姓，屠各既是匈奴别部，所以亦有姓卜的人。”《晋书》卷96《列女·贾浑妻宗氏传》又有“刘元海将乔晞”，被介休令贾浑妻宗氏骂为“屠各奴”。乔氏也是“匈奴大姓”，按照唐长孺先生的思路，屠各中应该又有“姓乔的人”。
然而，由须卜氏变化而来的卜氏，以及由丘林氏变化而来的乔氏，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都是所谓“国中名族”，即南匈奴贵族，本来与屠各是毫无关系的。令人困惑的是，他们在《晋书》与《通鉴》中，何以又统统成了屠各？换句话说：并州屠各与南匈奴，何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混淆？
笔者以为：屠各在南匈奴地区实力急剧增长，势必要改变以往的政治格局。该地区改姓一类的行动，实际上是屠各对南匈奴诸部政治上的重新整合。其结果是南匈奴贵族一致向新的统治者——屠各表示了臣服：改姓后的南匈奴贵族须卜氏，变成了屠各贵族卜氏；改姓后的南匈奴贵族丘林氏，则变成了屠各贵族乔氏。更重要的是，屠各刘氏一旦承接虚连题氏的血统，原来出自南单于一族的刘宣，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屠各的王族刘氏。
至于南匈奴贵族如呼延氏、兰氏，史家并未指明其是否为屠各。但在笔者看来，他们大概也统统变成了屠各贵族。
改姓后的刘、呼延、卜、兰、乔诸氏，将以往分属不同部落的屠各与南匈奴诸部，重组为一个新的以匈奴为同一族源的共同体——“五部匈奴”或“匈奴五部”。卜、乔各家在诸史中一说是南匈奴，一说是屠各，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而“屠各”刘渊被“胡”汉两方一致认定为“匈奴人”，也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标志着屠各首领刘渊，已具备了“统领”南匈奴“诸种”的资格。
唐长孺先生说：“刘渊的假托世系，自然首先要取得匈奴贵族刘宣等的承认。”又说：“刘宣等凭借屠各实力而假以南单于世嫡之空名，企图恢复匈奴旧业，这样就造成了合作。”无疑是非常精辟的意见。南匈奴旧贵族通过与屠各一同改姓，取得了屠各新贵族的身份。南匈奴故地则形成一种“屠各化”即屠各政治一统的局面。
综上所述，刘渊所属的屠各刘氏与南匈奴刘氏的合姓，南匈奴呼延、卜、兰、乔诸氏的改姓，以及呼延氏传说中与屠各刘氏的联姻，都是并州屠各兼并南匈奴诸部的行动，也是双方合流的重要征兆。并州屠各在与南匈奴诸姓结盟的同时，又成为五部地区“最豪贵”的部落——一个处在主导地位的角色；获得南匈奴贵族普遍拥戴的屠各刘氏，则占据了传统上由南匈奴“虚连题”氏担当的单于之位，成为屠各与南匈奴军事、政治联盟的最高领袖。
至此，刘渊为代表的并州屠各在其建国的道路上，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