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重视中央官学教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恢复和发展地方学校教育，以此作为汉化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据《魏书·李传》记载：“相州刺史李上书献文帝：‘……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阶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19]。李奏疏表明设置地方官学的意义，献文帝同意并下诏令汉族大臣高允参议郡国学制，制定出中国古代第一个郡国学制模式。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四十人。博士取博关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20]。通过材料可知北魏把地方官学教育纳入制度化和正规化，使地方学校教师有常选，学生有定额，教学有常规，这是封建专制文化建设日趋发展的必然结果。

除在郡国立学外，北魏孝文帝时，还在县党设立了学校，据《魏书·高佑传》记载：“郡国虽有太学，县党且有黉序，乃县立讲学，立党小学^[21]。说明北魏具有相当完备的地方学校教育制度，地方官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普及。

综上所述，北魏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完备的官学教育系统。中央学制与地方学制有机地形成了一个整体和学校网络，不仅加强了地方教育与中央教育的联系，而且加速了汉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拓跛鲜卑的汉化进程。

（二）教育内容：以经学为先，儒学为主。

北魏统治者出于加强和巩固君主权力的考虑，对法家思想颇感兴趣。于是教学内容以经书为先。道武帝建国初，即兴办太学，以经术为先。任命儒学家梁越授诸皇子经，组织博士从诸经中撰成《众文经》，作为太学教科书，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亲定洛阳《石经》为太学的标准教材。

儒家思想仍是北魏政权的基本统治思想，儒学自然成为官学的主要内容。《五经》、《周礼》是官学的基本教材，尊孔祀孔，重用名儒成为北魏发展教育的重要措施。

北魏诸帝非常尊孔，泰常六年（421年）明元帝拓跋嗣首次“祀孔子于国学”，孝文帝时尊孔活动更甚，延兴二年（472年）定祭祀孔庙活动，后又于京师立孔庙，在圣庙举行祭祀礼。北魏诸帝对孔子的祭祀和尊崇，提高了教育的社会地位，维护了他们的统治。

推崇儒学的同时，重用大量汉族名儒。燕风、梁越、卢丑等均以博学封官赐爵，据《魏书·儒林传》记载：“人多砥尚，儒林转兴”^[22]。这些汉族人士帮助北魏统治者建立了许多制度。北魏诸帝自幼就接受儒家教育，皇帝用《诗》《礼》《春秋》《易》等儒家经典的次数较多，表明儒家经学在北魏时的兴盛。

北魏时，冲破了两汉独尊儒术的藩篱，相继开创了史学、文学、书法、医学、算术等专科教育，为教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大大推进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拓跋鲜卑的汉化在北魏教育方面体现很明显，无论是教育政策，还是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各方面都积极主动地吸收汉族文化，以促进自身的封建化进程，北魏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和体制，加速其汉化的同时，沿承了汉族的文化传统，并促进了中华民族各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三、结语

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主旋律，在这一时期，拓跋鲜卑作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从建立代国到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的这一过程中逐步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学习汉族先进文明的政策，加速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进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拓跋鲜卑的各位统治者不仅重用汉族士人，学习汉族的统治模式与社会制度，以促进其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稳定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而且推行汉化教育，学习汉族文化、兴汉学、习汉制，使得优秀的汉文化在北方得以继续传承。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拓跋鲜卑统治者的汉文化素养，提高了其统治能力。总之，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拓跋鲜卑自身的汉化进程，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拓跋鲜卑突出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功绩应得到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卷二十三《莫含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03.

[2]魏收.《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99-601.

[3]杜佑.《通典·职官十三》引《晋令》[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魏收.《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卫雄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602.

[5]魏收.《魏书》卷一《序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