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谈到对后世的影响，中国有史以来，鲜卑民族毫无疑问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最为持久的北方游牧民族。东汉时，鲜卑随匈奴登上历史舞台，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族政权为数最多，持续最久。分别为慕容氏的前燕、后燕、西燕和南燕，乞伏氏的西秦，秃发氏的南凉，吐谷浑氏的吐谷浑国，拓跋氏的代国、北魏、东魏和西魏，宇文氏北周以及鲜卑化的高氏北齐，先后持续近三个世纪。宇文鲜卑“别种”契丹族辽国持续近二个世纪，亡于女真族金国后进而西迁建立西辽国，直至被蒙古汗国所灭，又持续近一个世纪。另外，拓跋鲜卑支裔党项羌拓跋部的西夏国，也持续近二个世纪。从公元45年鲜卑做为匈奴帮凶入寇到1227年西夏灭亡，影响中华文明进程1182年。

鲜卑民族主要活跃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也就是隋唐之前。而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大转型时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基本定格成型的历史。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社会大转轨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旋律。胡汉民族的共同性日渐增多，差别性日渐减少，一步步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一体了。对汉民族的根祖认同，为北方各民族趋同于汉民族文化而走向汉化提供了历史根由。于是，在当时社会现实的驱动下，北方各民族相继步入了汉民族的封建化及汉化道路。

没有鲜卑，就没有后来隋唐的辉煌。北方各族封建化和汉化道路上，鲜卑民族最具典型意义，尤其是鲜卑拓跋氏。特别是北魏太和年间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制”，其不朽功业在于把胡人的“汉化”进程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定型化、常规化和普及化，从而把胡汉民族的大融合推向了全新的历史阶段，已经为隋唐王朝的崛起和中华大一统的重建直接铺垫了基石，后来隋、唐都采用了北魏开创的制度，包括北魏鲜卑人的均田制、北魏府兵制。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点。

隋唐时期的汉民族就是在胡汉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尤其是胡汉通婚造成民族血统混合的基础上经过重构而变更面貌的全新的汉族。据史家考证，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主要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如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 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族纥豆陵氏; 唐太宗长孙皇后的父系和母系皆鲜卑人，故唐高宗李治承袭鲜卑血统近四分之三，承继汉族血统者仅四分之一。 隋唐皇室是以胡汉混杂的血统而统一中华的，并且胡汉血统混合更大量地存在于下层民众。不管是从血统上考虑，还是从政权更迭上考虑，如果没有鲜卑北魏的承前启后，也就没有隋唐盛世。

到隋唐时期，鲜卑已经不以民族实体存在了，但他们的后裔，仍然在政治舞台和文化舞台上熠熠生辉。不仅仅皇帝有鲜卑血统，而且达官显贵很多都是鲜卑人，鲜卑人做宰相的在这两朝就有20多位，其他的官员就不用说了。文化领域也有很多鲜卑人，唐初的长孙无忌，中唐的元稹以及元初的元好问，都是鲜卑人。

所以，隋唐时期的汉人或号为“唐人”的汉人，已不是魏晋以前汉人血统的简单延续，而是胡汉血统特别是鲜卑和汉混合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构成的隋唐社会，冲破了僵硬的一元化格局，一改汉末腐朽僵化风气，呈现出生动的多元化局面。隋唐盛世带着强烈的北方鲜卑气息（胡风）而朝气蓬勃、活力迸发、气度磅礴，隋唐继承鲜卑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势，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出最光彩夺目的篇章。没有鲜卑就没有隋唐盛世，其实现在的很多汉族人也可以说是鲜卑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