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近些年，或者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几乎所有国内的历史研究者们（也包括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将葛逻禄部变节视为唐军崩溃的原因。至21世纪，该说法的传播随网络发展进一步扩散，连英国和法国的中东与亚洲史研究者与汉学家们也开始引用国内研究者的相关论文和论据，而他们的读者们也对此深信不疑。但葛逻禄部历史上真的叛变了吗？
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笔者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关于葛逻禄部叛变与大食军夹击唐军的说法，似乎只是个孤证，所有的论文乃至古文，都引用自《资治通鉴》中的同一句话——“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馀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除去这句话外，没有任何人或者史书，记载了葛逻禄部的反叛。先前我们已经通过军事常识、军队结构和战场形态基本否决了两军“相持五日”的说法，逐步推导出战斗分为了两个阶段（试图围城/围城阶段与野战决战阶段）和两个战场（怛罗斯城与怛罗斯河），那么，在“相持五日”之后的“葛逻禄部众叛”，是否也存在问题呢？
答案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肯定的，司马光与之后为《资治通鉴》中做注的人，都没有注明相关记载的出处，奇怪的是，无论是唐代的还是之后朝代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几乎所有古代资料：包括阿拉伯方面的《历史大全》、《肇始与历史》和中国方面的新旧《唐书》、《通典》、《李嗣业传》、《段秀实传》，均没有对葛逻禄部反叛的记载。
▲有时候和唐站在一起，有时候又反唐易帜的突厥人的每次反叛行动几乎都被史官记载了下来，但葛逻禄部的行动我们却没有足够多的史料进行证实，图为突厥雇佣兵
对此，笔者和笔者的顾问们购买和查询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和论文，但事实证明，想从这些文字中直接找到真相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尽管近些年来疑似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文物多有出土，但能证明葛逻禄部是否叛变的证据，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增加。也就是说，无论是证明葛逻禄部叛乱的，还是证明葛逻禄部没有叛乱的证据，都没有任何增加，在此，我们不做结论，仅仅是分析双方证据，为我们最终还原战场上葛逻禄部的最终动作与效果提供证据基础。
可能证明葛逻禄无辜的证据与推断：和大众广泛认知的不同，能证明葛逻禄部没有反叛的证据其实并不少，根据留存下来的记载：天宝十一年（怛罗斯战役次年）、十二年、十三年，葛逻禄部均派出使团出使大唐并正常纳贡，甚至一些参与朝贡的大臣还留在了长安做官。而在天宝十二年九月，葛逻禄部还服从了北庭都护府的命令，配合北庭都护府夹击突骑施军，并将俘虏的敌将和缴获的财宝悉数交由北庭，这次联合行动令唐十分满意，后这还赐予了葛逻禄王金山王的爵位，并给与了很高的奖赏。
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葛逻禄部都在时不时地根据唐王朝的命令参加大大小小的军事任务，按照正常的逻辑，如果葛逻禄部在怛罗斯之战中背叛，唐军肯定不会继续信任葛逻禄部，让他们继续配合自己作战，更不可能给予奖赏，而葛逻禄部也不会继续接受唐下达的军事任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此期间安西和北庭都护府的主要指挥官并没有变动，他们既没有在战败后提及葛逻禄部反叛，亦没有在之后准备与提及对葛逻禄部进行报复，甚至还继续命令他们像过去一样配合自己参与战斗。
除此之外，根据一些中亚研究者的资料的说法，在天宝八年到十年间，葛逻禄部的汗帐距离碎叶城并不远，只有数十公里。如果这一说法属实，为了在战场上贪一波战利品而将自己的汗帐和部众置于随时会被攻击的位置，显然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波斯人，他们对于这场战役的记载中也没有出现“东方盟友”或者“追随真主的人”，即没有提及对方有人临阵叛变或者脱逃的动作，也没有对来自敌军方面的外来盟友的记载。
而这些证据都无一例外的指向和国人以往的认知完全相反的方向——对于这场战争的失败，葛逻禄部可能是无辜的……
如果按照国内的早期研究者的观点，葛逻禄部馋的是短期内的胜利与战利品，那呼罗珊人会在得胜之后与他们分享战利品吗？显然不会；如果他们想要的是安西军的覆灭和政治利益最大化，则应该在唐军被击溃后不惜代价追击上去继续攻击唐军，至少杀死高仙芝和李嗣业，这样葛逻禄部不仅可以拿到更多战利品，还能让唐的西域军事系统失能，然而事实是，没有一份史料能够证明葛逻禄部采取我说的第二种行动；而且，只要他们背叛了唐军且没能捂住这个消息，他们就应该立即把控制区西迁，以防备唐军的报复，然而葛逻禄部大举西迁动作是在756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才发生的。至于宋人之记载葛逻禄部反的原因，很可能是根据公元766年葛逻禄部占据怛罗斯，以收益最大方进行反推的，结合《资治通鉴》创作的时代背景，其创作者在对外族的记载上可能是存在一定的主观偏见，毕竟资治通鉴中对于异民族的军队和统治者有失偏颇的表述不止一处。
这些是反传统的方向的，证明葛逻禄部未倒戈的一些证据，但由于缺乏直接出土文物和足够多的直接文献，它们并不具备决定性，现在，让我们重新分析一下葛逻禄部倒戈的合理性……
▲当时西域的情况即便用几万字也难以概括……想要靠少量的现存信息就确认战场上各国仆从军的具体想法和实际动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证明葛逻禄部有罪的证据与推断：实际上，否定葛逻禄未倒戈的的证据，也藏在证明葛逻禄部未倒戈的证据之中——葛逻禄部曾多次配合唐军围剿黄姓突骑施，（《天威健儿入碎叶》中描写的在怛罗斯之战前被被派驻到碎叶城的天威军就是被用于带领当地蕃军和压缩和攻击突骑施活动空间的，以此保证高仙芝兵团后方的安稳，避免其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教皇的黑骑士注），而实际上，不断和葛逻禄部交火的黄姓突骑施也是带着唐册封的爵位的。黄姓突骑施在747年获得唐的册封，752年和唐军爆发了冲突，在753年又再次归附于唐接收封赏，不能单纯的根据封爵和赏赐就断定一个势力是否归附，而朝贡和使团也同样如此。况且，早在贞观三年至景云二年间，大量的商贾和游记对葛逻禄部的评价就已是“逐水草而居，善变无常”了，你总不能说这也是宋人的固有印象吧？
在750年前后，唐玄宗极端迷信武力，频繁的边境用兵、糟糕民族政策和对待附庸国军队的恶劣态度使得大唐迅速失去了在西域的人心，用极端点的说法来讲——谁在什么时间反唐都没什么稀奇的。而在怛罗斯之战之后，唐和阿拔斯王朝为了保证各自边境的稳定与贸易的继续，都没有对对方和对方仆从国采取措施，而是极为默契的采用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不能以唐不报复而证明葛逻禄人没有出卖唐军。到了754年，因为贸易和宗教上的矛盾，中亚各国与大食（阿拔斯王朝）的关系发生了恶化，但葛逻禄部却依旧在向大食示好，并袭扰与唐朝关系较好的拔汉那部，这些记载都也被支持者们视为葛逻禄部临阵倒戈的佐证。但同无罪指控一样，这一切，也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出土文物佐证。
▲阿拉伯大征服时代的各式头盔，和其他地区一样，头盔在古代的阿拉伯地区也算是比较宝贵的私人军事物品，在古战场上鲜有遗存，仅少量被家族流传至今
学术界的原则是，“谁质疑，谁举证”，尽管《资治通鉴》所处年代较晚，我们也掌握了一些可能与其记载不符的证据，这些证据还远没有达到足以质疑其原始记载的程度，我们确实没法否定记载中葛逻禄部反叛的可能，更没法否定根据这个记载通过1000多年所积攒而来的共识。
从法律的角度说，在刑事审判领域讲究的是疑罪从无，所以在没有足够可信的证据链的情况下，不能推翻《资治通鉴》的机油结论。但辩证的看，你也不能以一个与事件无关的人提出的指控就推定一个人有罪，因为一切是要讲究证据的。至于所谓的谁质疑谁举证，这是在一方已经提出可信的证据的基础上的，在检方提出的证据链条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罪的情况下，就不应裁判被告有罪，也就是说，你无法否定《资治通鉴》中的记载，但《资治通鉴》也同样质疑不了《唐书》中的记载，至少根据国内的审判原则是这样的……当然，证明一个已经灭亡的部落是否倒戈在我看来是一件缺乏意义的事情，我倾向于直接承认《资治通鉴》的真实性。
▲开元年间，唐与周遭国家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日趋激烈，其内部的宗教和民族矛盾也进一步上升，而这最终也成为了蕃兵反叛与藩镇割据的导火索
关于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关系与历史的反思：尽管提及盛唐的终焉，总有人会提起那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将唐的覆灭归结于女人和外族将领，但实际上，这真的科学吗？唐明皇和他的朝廷，安西与北庭都护府又在这出戏重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事实上，这个角色并不光彩，在在开元末期与天宝年间，唐玄宗对于朝政和外交关系的处理开始变得越来越倦怠，尤其是在对西域地区的外事处理上，他开始变得极端的迷信武力，频繁的对外用兵，大唐几乎变成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迅速吞噬着人口与土地，却根本无力消化……为了提高战争与征服的效率，玄宗不断地扩张节度使与边将们的权力，并纵容他们采取极端的手段对待周边的小国，甚至是在唐境内的本族人和外国人，外交矛盾、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开始迅速升级，整个都护府地区的叛乱和入侵行动此起彼伏。
▲为中国的版图打造了一个漂亮的鱼尾的是盛唐，而将这个鱼尾完全葬送的，却也是盛唐
就用你前文中的一直在被不断被打的黄姓突骑施来说吧，与其说是他们想不断地反叛，倒不如说是他们不得不反叛，安西和北庭的边将们不断以各种理由袭扰当地，肆意掠夺和强征突骑施的牧场、牛羊和粮食，不断地强征当地青壮年去做劳役和为唐军作战，突骑施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一边和阿拉伯帝国作战（即便在与唐朝交战期间，突骑施也以为唐羁縻的名义拒绝与阿拔斯王朝进行贸易，并与他们的传教士和军队不断战斗）一边和唐帝国作战，与其说是他们发动了叛乱，倒不如说他们在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机会，就事实而言，他们也控制了与唐的冲突烈度，没有大规模的袭掠商队活动，双方的损失都很小，而唐的边将之后也确实应唐王的要求不再袭扰当地了。原则上我们甚至可以把这几次的反复视为唐的内部冲突，甚至可以说是武装上访。类似的行动在当时并不少见，西域各部中的一些甚至在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不再庇护他们的时候还在为唐的利益战斗，帮助都护军对抗吐蕃，你称他们为精神唐人都不为过。
尽管边将们对黄姓突骑施的骚扰有所收敛，唐对于保护国及其甚至是本国少数国民的待遇却越来越差，安禄山就曾经骗对朝廷有些微词的契丹首领喝酒，然后割下他的人头领赏，并把他的家眷卖为奴隶，以此威吓各部并强迫已经归附唐的契丹人向自己和大唐帝国低头，这种依靠武力威慑的霸权统治在武力弱化之后最终招来了变本加厉的报复……尽管我们都说怛罗斯之战对唐和阿拉伯的实际统治与地区影响力没有太多影响，但这并不代表战争对于当地人没有影响，在怛罗斯之战后的数年，由于阿拉伯帝国一侧的军事打压、宗教独裁和经济盘剥，附近多许多部落和效果——包括曾经帮助唐作战的和曾经与唐为敌的都不断向唐求援，但唐为了保持与大食的关系和贸易，采取的政策却是置若罔闻，而这最终导致大量部落和小国在天宝十一至十三年被迫向东迁徙到安西和北庭都护府的区域，甚至向更加靠内的地区迁徙，原本就在迁徙中损失大量财产的他们，却没有得到自己宗主国的任何帮助，反倒遭受了边将和下级官吏们的变本加厉的盘剥，宛如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绝望而悲愤的人们开始寻求报复，而这最终造就了安禄山手下的那支残暴而嗜血的胡军。
▲绵延不绝的战争使大大小小得民族不断地迁徙、冲突与融合，千年以来得每一个曾经微小的决策，都在改变着现代的民族与版图
我们还是无法确认那一天的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葛逻禄部在之后的数百年里最逐步分裂成两大支，一支留在中国西北地区，与其他民族融合，成为了维吾尔族的一员，即便时至今日也在建设中国的西陲；而另一支则选择了西迁，逐步突厥化，加入中东纷乱的局势，他们的后裔有的成为了“古拉姆维吾尔”、有的成为了后来的土库曼斯坦将军、帖木儿的怯薛、还有的成为了马穆鲁克的领队和奥斯曼苏丹亲兵的心腹。只是，所有人在他们的传记里，都没有提及过祖先所参与的那场战争，那场战争似乎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荣誉或财产，连尘封的往事都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