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突骑施是唐朝在西域的小弟，帮着唐朝花样吊打大食，而突骑施汗国崩盘后，唐朝和大食在怛罗斯爆发了直接冲突。
那突骑施真的是忠心耿耿，给唐朝扛活的“小弟”吗？娶了唐朝公主的突骑施苏禄，又是怎么跟唐朝闹掰了的呢？
刘涣事件爆发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 四月，突骑施和唐朝突然就掰了。
苏禄兴兵侵犯安西、北庭，战争打打停停持续了五年之久，直到开元二十六年，北庭都护盖嘉运破突骑施，苏禄被部下所杀，苏禄之子吐火仙继为可汗。开元二十七年，盖嘉运擒苏禄之子吐火仙，献俘于京师，这场战争方结束。
这场导致苏禄毙命的战争，究竟因何而起呢？还得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 的“刘涣事件”说起。
《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二十二年四月甲寅，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伏诛。”
北庭都护刘涣被诛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擅杀突骑施贡使，激起绢马贸易冲突，酿成一场兵灾。
开元二十二年四月，突骑施俟斤阿悉吉·阙驱马至北庭（新疆吉木萨尔）贸易，同北庭都护刘涣发生纠纷。
恰巧一个叫何羯达的人，从突骑施来降，声称阙俟斤贸易为假，“图陷庭州”为真。
刘涣并未详察，也未奏报，便擅自调动军队围杀突骑施商队，夺其马匹。
与此同时，突骑施阙伊难如等人，贩运银瓶、黑毯、赤縻等贵重商品，从吐蕃而来。
在经过葱岭守捉（新疆塔什库尔干）关卡时，货物送回吐蕃，人员则拘于唐境。
北庭和葱岭守捉的位置
两个偶发事件，同时在天山南北爆发，让突骑施苏禄及其恼火。
他发兵向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新疆库车）进犯，“孤城小堡，仓卒见危，大率而言，其数非少”。
唐廷为缓和冲突，以“处置狂疏”下旨切责，北庭都护刘涣慌恐，暗中与沙陀部联系，妄图挟兵自救，被唐朝以“谋反”之罪诛杀。
其实，事情走到这里，还是有挽回余地的。
苏禄兴兵示威，一开始不过就是三个诉求：
1、诛杀肇事者刘涣，给阙俟斤报仇；
2、赔偿被刘涣劫掠的牛羊；
3、要求责备葱岭边军，释放被扣人员交还货物。
而此时，刘涣已经伏诛，阙伊难如也已释放，人的问题都已解决，就剩下钱的问题了。
可惜，唐朝的使臣没有当年郭元振的手段。
郭元振曾故意拉着突骑施第一代王乌质勒在雪地里唠嗑，活活把他冻死了。但冻死了乌质勒，郭元振还能和乌质勒的儿子娑葛，保持良好的关系。
（“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详见拙作《大唐最诡异的谈判高手——算杀吐蕃军神、冻死突厥酋长！》）
这次来谈判的唐朝使臣是个愣货，自持开元年间唐军的盛势，与突骑施针锋相对，毫无回转的举措。
他认为“刘涣事件”中，阿悉吉·阙“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计议，即起异心，何羯达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踪迹已露，然后行诛，边头事宜，未是全失”。
也就是说，突骑施的商队在北庭形迹可疑，也负有责任。唐朝处置的方式“以搜杀彼使，兼为罪责，破刘涣之家，传首于彼”，已算是仁至义尽。
至于苏禄“纵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论，联若不依，举兵未晚，而乃总无来状，即起凶谋，侵我西州，犯我四镇”，已给唐朝造成了损失，赔偿之事免开尊口。
如果苏禄坚持要求赔偿牛羊的损失，唐朝也要求赔偿四镇的损失。（“彼若计索马价，我亦须得此物”）
而葱岭守捉扣留的货物，已“送还赞普，其中一物不留”，还冷冰冰的揶揄道：“中国虽然穷，这点货物还没放在眼里。您就甭拿这俩小钱儿，说事儿了。”
（“我中国虽在贫下，固不以此为贵，可汗宜识此意，勿妄生词”。）
至于，苏禄要求责罚葱岭守做的要求，使臣回应道：“阙伊难如越界，如此不捉，更捉何人？！”——《全唐文·敕突骑施可汗书》
就这么一来二去，矛盾越来越激化。
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做得仁至义尽，是对方无理取闹。
735年(开元二十三年)春，恼羞成怒的苏禄兵围拨换城，唐军守将朱仁惠战殁。
《旧唐书·玄宗上》:“开元二十三年，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
（《长安十二时辰》里安西军第八团坚守烽燧堡之战，其实是马王爷借用了突骑施苏禄进攻龟兹拨换城的历史，拨换城的唐军守将朱仁惠中箭而死，张小敬的团长也是中箭死的。当然了，拔换城之战里，肯定没有张小敬、闻无忌和萧规。）
随后，唐朝与突骑施两军围绕着安西四镇进行了多次血战，战事极为炽烈。
联合大食和西域诸国肢解突骑施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突骑施与唐朝在西域大打出手。
战端呈现互有胜负的僵持局面，期间苏禄数度遣使“以防大食之心，以镇杂虏之心”请和。
但此时，唐庭对苏禄已经失去信任，认为“此虏奸诈，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内将诱我”，依旧在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
说白了，唐朝觉得突骑施已“养虎为患”，要对蹦得太高的苏禄下手了。
唐朝在内部，征调了数万人进入西域，限令诸道筹措一月熟粮，十二月上旬齐集西（新疆吐鲁番）、庭等州，作为后勤供应。（《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书》、《敕北庭经略使盖嘉运书》）
对外则凭籍唐朝的传统威信，传谕中亚诸国王、叶护攻伐苏禄，“富贵之举，彼贼是资”。
更要命的是，唐朝还用了“远交近攻”之计。
《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记载，“得卿表，并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何密表。此虽远著，亦是强国，观其意理，似存信义。若四月出兵是实，卿彼已合知之，还须量宜与其相应使知此者计会，不是空言。且突骑施负恩，为天所弃，何密若能助国破此寇仇，录其远劳，即合优赏。”
这说明，安西都护王斛斯的使臣张舒耀，已“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并取得了白衣大食东面将军回应，双方约定于四月出兵，东西夹击突骑施。
在唐朝一系列“内外兼修”的组合拳下，突骑施的战场优势渐渐失去。
735年秋，盖嘉运统兵深入碎叶川西，“至突厥室点密城，逢贼便斗，多有杀获”。
而后，安西、北庭两路唐军南北夹击，解了庭州之围，突骑施大败。
736年，大食军队如约而至，苏禄为免两线作战，遣使唐朝请求和谈，自己则亲自率领精骑逾阿姆河，入吐火罗境。
737年，大食与突骑施在喀里斯坦展开决战，这次苏禄惨败，仅以身免。
强弩之末的突骑施汗国，在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又遭重创。
突骑施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率部众夜袭苏禄牙帐，一代枭雄命断当场。
《资治通鉴》：“（苏禄）晚年病风，一手孪缩，诸部离心。酋长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最强，其部落又分为黄姓、黑姓，互相乖阻，于是莫贺达干勒兵夜袭苏禄，杀之。”
苏禄之死，标志着突骑施汗国盛世的终结。
此时，距离乌质勒在西域奋起，不过短短48年。
如流星划过夜空的突骑施，在经历了乌质勒、娑葛、苏禄三位雄主的璀璨之后，归于落寞。
唐朝和突骑施，从来就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并不存在突骑施一心为唐朝抵御大食之事。
而当突骑施在西域做大，谋求在唐、吐蕃、西突厥间左右逢源，这便触动了唐朝的核心利益，成了唐朝眼中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由此，发生在天山南北的两个偶发事件，最终酿成了两国关系的彻底破裂。
唐朝当然不会在意些许牛羊补偿，其实所谓边境易马贸易，很多时候都是唐朝“养寇”的策略。
但养的“寇”必须得为唐朝所用，一旦感觉刀锋指向偏差，必然以倾国之力打击。
突骑施是如此，薛延陀也一般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