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后人奥斯曼帝国为什么衰落了
西迁后的突厥人，继续纵横世界，威震四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如今为什么在欧洲各国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昔日的霸主为何一下子变成“西亚病夫”了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课题。笔者认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与欧洲的兴旺有着深刻的原因，理应认真研究，深入分析。现在让我们分别对双方的情况作一简要的考察。
先看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是由许许多多的因素造成的，如统治者腐败、学者监督不力、“童子军”胡作非为、穆斯林反穆斯林、不重视科技和工业等等。
1．统治者的腐败
首先，统治者的腐败是衰落的首要因素。奥斯曼土耳其人是由一个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游牧民族，一跃而成为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的主人。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辉煌之后，又慢慢开始走向衰落。实际上，这里面反映出了古今中外都始终存在的一个共同的课题——创业与守成的问题。纵观中外历史，就会发现，创业难，守业更难。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的君主，也是一个贤君的典型，他不仅开辟了大唐帝国辽阔的疆土，建立大唐帝国，将唐王朝推向兴盛的顶峰，而且清正廉明，善于纳谏，居安思危，出现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得天下后，经常与大臣们议论创业与守业的关系。636年(贞观十年)，唐太宗有一次问诸大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回答说，草创难，而魏征则说守成难。太宗对二人的说法做了分析，说：“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辛，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定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贞观政要·君道第一》）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又对诸大臣说：“朕虽平定天下，其守成之甚难。”魏征回答说：“臣闻战胜易，守胜难。陛下之及此言，宗庙社稷之福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又问群臣“守天下难易。”魏征说：‘堪难”，然后，魏征进一步分析说：“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贞观政要·君道第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一次宴请功臣时也曾苦口婆心，心怀惴惴地给群臣讲明：“创业难，守成更难的道理”，他说：“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机，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位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不知忧患之来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及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无论是唐朝也好，还是明朝也罢，包括后来的清朝，大凡早期的统治者都深知江山来之不易，因而都能居安思危，或多或少都有忧患意识，所以常常日理万机，勤于朝政，不敢懈怠；而后期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坐享其成，不知创业之艰难，因而骄奢淫逸，到头来要么断送江山，要么丧权辱国。伊斯兰世界虽然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国情有别，但在统治者的创业与守成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倭马亚统治者到阿拔斯统治者，再到奥斯曼土耳其等统治者，都没能逃脱这种“历史的规律”。前期的土耳其素丹从奥斯曼到穆拉德一世、巴伊济德、穆罕默德二世、塞里姆一世，再到苏莱曼，都是颇有作为的统治者，他们个个具有雄韬伟略，有的以武功见长，有的以文治著称。正是由于他们治理国家的卓越才能，加上帝国境内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才使国家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然而，后来的统治者尽管个别人仍有所作为，但就多数而言，已经大不如前了。他们从前辈那Jl继承了土地和财富，’却没有继承其值得称道的品质。如学识、胆略、眼光、勤奋等。“当着政权只是简单的继承而不是通过奋斗争取时，土耳其素丹们便开始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在他们看来，追求享乐比履行政府职责还要来的重要。”（(巴)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405页）结果政府的重担推给了大臣们，而他们自己却沉湎于后宫的享乐，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样，广来，就出现了所谓的“闺房统治”这一不正常的政治现象。王后、嫔妃和宦官等形成的后宫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干预政治、制造阴谋，造成宫廷内部的斗争和政权的频繁更迭，从而影响政局稳定。比如，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继位后，把权力交给了他的意大利籍的野心勃勃的母亲努尔·巴努和王后沙菲亚。一向与奥斯曼帝国为敌的欧洲各国不久就得知了这种闺房统治的内幕，并且利用了它。后宫势力干预政治的一个致命的结果是：拍卖官职。官职越高，要价越大。官职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这种做法不仅使政府走向腐败，而且使统治者丧失民心，失去威信。不但“童子军”可以蔑视素丹的权威，而且帝国各地的地方势力或封建主们也小看素丹的威力。1633～1770年，也门、埃及、叙利亚的地方势力派先后将素丹派来的总督赶出自己的领地。伊拉克、黎巴嫩等处在半独立状态。安纳托利亚的封建主也乘机摆脱素丹的控制，成为一种割据势力。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统治者都腐败无能，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一些想有所作为的人。比如，在穆罕默德四世(1648～1687年)执政期间，就有一位叫穆罕默德·库普鲁鲁的宰相，他整治腐败，严肃法纪。一旦发现哪个宠臣贪污腐败，就将他绳之以法，罪大恶极者甚至杀头。即便谁都不敢惹的“童子军”违法乱纪，也严惩不贷。然而，这样的人毕竟太少了，难以形成气候，更难以持久地做下去。一旦上层腐败，将会上行下效，并将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最终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症而侵蚀整个机体，从而会造成衰弱。
2．学者对统治者监督不力
学者们对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监督不力，也是造成帝国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伊斯兰地区，学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伊斯兰法学家不但要根据伊斯兰教法的四个源渊，结合实际，创制法律，而且还负有监督统治者执法的使命和责任。比如，阿拔斯时代，就有以艾布·哈尼法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法学家，他们形成一种特殊的统治者不能低估的社会力量，起着监督哈里发及其各级官吏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作用。奥斯曼帝国前期，学者们的作用和影响力更大。素丹制订一项新的法律时，必须与学者们协商，法律公布之前，必须交由学者们审核是否符合伊斯兰原则。素丹要发动战争必须要有伊斯兰长老发布法令确认此战争不违背伊斯兰精神。还有其他任何重大事务须由长老发布法令，素丹不能任意行事。比如，塞里姆素丹与萨法维王朝作战时，国内基督徒乘机制造动乱，塞里姆要求长老发布法令允许消灭这些作乱的基督徒，但长老从伊斯兰精神和穆斯林社会的根本利益出发，拒绝了素丹的要求，素丹只得服从。总之，前期的伊斯兰学者有权力也有勇气监督统治者，甚至可以纠正统治者的某些不合法的行为，从而使统治者有所顾忌，迫使其循规蹈矩，依法行政。而到后来，随着统治者的腐败，学者阶层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腐败。比如，有的学者为了自身的安全，对统治者的种种腐败行为，默不作声，听之任之。有的甚至为了获得统治者的赏识或赏赐，对教法作出有利于统治者的解释，而统治者打着依“法”行政的名义，多行不义。正是这些御用学者利用自己的受尊敬的地位和特殊身份误导了广大穆斯林大众，甚至愚弄了广大穆斯林大众（艾米尔·舍克布·爱日色兰著：《为什么穆斯林落后了而非穆斯林进步了》
开罗人类出版社阿文版第76页）。到头来，腐败的统治者和其重用的学者互相利用，共同葬送了国家和民族的前程。
3．“童子军”的胡作非为
“童子军”(亦称近卫军)胡作非为，败坏纲纪，成为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早期的素丹创建“童子军”是为了培养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和忠于素丹政府的政治势力，谁料“童子军”凭借以往战争中的功绩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优越地位，越来越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由原来的驯服工具变成了一种尾大不掉祸害无穷的势力。他们不但寻衅闹事，为非作歹，而且还干预政治，一再佝素丹要求增加薪俸，提高待遇，一旦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以武力向中央政府提出挑战，在首都和各领地内不断地挑起事端，干扰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破坏社会秩序。有时甚至任意废立素丹。比如18世纪初，正当素丹政府在欧洲与威尼斯和奥地利作战，在亚洲与萨法维王朝较量时，“童子军”在首都哗变，于1730年，推翻了素丹阿赫迈德三世，把他的侄子马哈茂德一世扶上了素丹之位，从而导致了首都两年之久的混乱状态。毫无疑问，“童子军”已成为一股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它加速了帝国的衰落。
4．伊斯兰世界的内耗
伊斯兰世界的内耗也削弱了帝国的势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欧洲各国进行长期的军事较量的同时，它与同宗的波斯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冲突和征战也接连不断，从而使其腹背受敌，元气大伤。
5．统治者不重视科技文化
除了个别统治者以外，大多数素丹和大臣们不是忙于对外战争，就是沉湎于物质享受，无暇或无心顾及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当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经济仍还停留在单一的农业经济时代，所谓的工业也还是中世纪的作坊式手工业。科技进步，更是无从谈起。统治者不愿面对现实，奋发图强；也不愿环顾四周，正视别人的进步与发展。由于穆斯林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取得了令欧洲人惊羡的成就，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享受了辉煌与荣耀，所以变得惟我独尊，有时甚至夜郎自大。“1756年，当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它标志着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立时，还得到草率无礼的通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这种态度在16世纪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在18世纪，则是荒唐的。（(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第61页）”其结果是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遇，最后在已经发展起来的欧洲列强面前不知所措。
以上原因，导致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