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众所周知，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把逊尼派哈乃斐学说奉为官方学说的国家。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上，奥斯曼的统治者们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逊尼派的学说行事的。而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什叶派确实常常处于被政府压制的地位，他们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被主流的逊尼派学者所认可。

在16世纪的时候，什叶派的学者为了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逊尼派。否则他们很有可能因此而被奥斯曼政府所惩罚。这确实很容易让人相信，奥斯曼帝国自始至终都对什叶派持敌视态度。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文 \\ 徐伟杰 编辑 \\ 张帅

自立国伊始，奥斯曼对什叶派的态度便显得十分复杂，有时甚至公开对什叶派的信条与仪式表示支持或同情。虽然后来奥斯曼统治者在什叶派问题上部分接纳了伊本•泰米叶等仇视什叶派的学者的主张，禁止什叶派信徒担任公职，但是实际上，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表面工程。

什叶派的教义及信条不但没有被清除，反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日渐深入到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奥斯曼穆斯林社会的一部分。这就导致了奥斯曼政府对什叶派的态度十分暧昧——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把什叶派宣布为“异教徒”（Kafir），而平时却对他们的活动持容忍态度。

一、突厥人接受的是“界定模糊”的伊斯兰教

历史上，中亚的突厥人之所以皈依伊斯兰教，其主要因为并不是正统教法学家的大声疾呼，也不是地方统治者的强迫，而是因为形形色色的苏菲派托钵僧。与官方所掌握的伊斯兰信仰不同的是，苏菲派起自民间，对其他宗教的一些功修方式及教义持包容态度，灵活性也更强，因此它更加容易为习惯游牧生活的突厥人所接受。

可以说，在突厥人皈依伊斯兰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别并不那么敏感，因为那些远离政治斗争的托钵僧们在传教的时候不会囿于“政治正确”的成见，而是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把逊尼派与什叶派的信条按自己的需要组织起来，并用当地人习惯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在突厥人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向西进军的时候，他们既可能是逊尼派，也可能是什叶派，甚至有可能“在形式上是逊尼派，在情感上却偏向什叶派”。

苏菲派，图片来源：yahoo.com

或许这样的信仰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对于“没有读写能力、不知道宗派观念为何物的平民大众”，特别是游牧民来说，理解晦涩难懂的《古兰经》、阐释体系庞杂的伊斯兰教法以及呼喊“政治正确”的口号，都只是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而进行的文字游戏罢了。

他们所要知道的，是能帮助他们直接建立起群体认同感的礼拜仪式（通常是逊尼派的，因为当时什叶派学者在是否要集体礼拜的问题上都还没有达成一致），以及能够鼓舞士气、增强凝聚力的故事传说。显然，什叶派有关阿里英勇无畏、品德高尚的故事及传说更能给好战的突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成为他们在军旅生活中所要效法的对象。这就不难想象，对于突厥人而言，即便他们在了解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差异，甚至信奉了逊尼派教义之后，他们多少还会同情什叶派的学说。

二、拜克塔什教团的缔造者——贺齐•贝克塔什

讲到奥斯曼帝国与什叶派的关系就不能不提拜克塔什教团以及对它影响颇深的侯鲁菲耶。拜克塔什教团虽然最终成形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与奥斯曼埃米尔国的建立时间大体相同），但是它的源流却可以追溯到中亚突厥斯坦地区的谢赫•艾哈迈德•叶赛维（突厥文Shaikh Ahmad Yasawi，1166年去世），而他的思想又可以上溯至什叶派第七代伊玛目穆萨•本•贾法尔•卡齐姆（799年去世）。

拜克塔什教团的真正缔造者贺齐•贝克塔什•内沙布里•呼罗珊尼（波斯文Hajji Bektash Neshaburi Khurasani，1208-1270）则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名。他来到安纳托利亚地区游学，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并跟随当地有名望的苏菲长老学习功修。虽然缺乏可靠的史料，并且他的原著也没能被保留下来，但是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从时代背景以及后来拜克塔什教团的发展来理解贺齐•贝克塔什的思想。

拜克塔什教团

当时的安纳托利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突厥游牧民、拜占庭帝国以及十字军的散兵游勇，为了争夺地盘而兵戎相见。征战者为了加强自身的战斗力而不断往民众身上加派徭役，致使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贺齐•贝克塔什充分认识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和教派纷争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因而向往稳定和权威。再加上他思想中的什叶派源流，使得他更对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有着特殊的感情。当然，由于他对宗教纷争不以为然，贺齐•贝克塔什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派观点也都是来者不拒，这从拜克塔什教团的“三位一体”（真主安拉、先知穆罕默德以及真主之友阿里的三位一体）思想便可以体现出来。

后来，罗姆苏丹国的凯库巴德一世（1220-1237在位）站在前任苏丹的成果之上，对拜占庭帝国及各分裂势力发动了反攻，把国土扩张到地中海沿岸，甚至派出远征军征服克里米亚半岛南部。但是，饱受战争创伤的安纳托利亚民众已经无法满足罗姆苏丹们的无尽欲望了，尽管战争节节胜利，但民众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于是，贺齐•贝克塔什跟随了当时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卡法尔苏德（Kafarsud）地区（在今阿达纳至阿勒颇之间的土耳其-叙利亚边境上）颇有名气的土库曼托钵僧达尔维什•巴巴•伊斯哈格（一个自称真主使者的人），并加入了他旨在反抗罗姆苏丹凯霍斯鲁二世的“突厥自由民”起义（始于1240）。伊斯哈格不但调动起了附近广大地区的不满群众参加起义，而且把被蒙古人赶到安纳托利亚的花剌子模人（扎兰丁的残部）也罗致麾下。

虽然伊斯哈格很快被捕，但起义却在3年后才被镇压下去。毫无疑问，它对贺齐•贝克塔什以及后来的拜克塔什教团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得贺齐•贝克塔什在思想上更贴近下层民众，在感情上则可能更接近什叶派反抗一切特权、对不义的统治者或政权进行“圣战者运动”以及还政于复临伊玛目的思想。这也使得后来的拜克塔什教团更具尚武精神。

三、奥斯曼埃米尔国与拜克塔什教团

1243年，蒙古大军在主将拜住（Bayju）的率领下在克塞山战役击败罗姆苏丹凯霍斯鲁二世，并把罗姆苏丹国变成自己的附庸。从此，安纳托利亚再次陷入到分裂之中。这对于形形色色的苏菲教团来说，无疑是一个扩大其影响力的大好时机。

在战乱的环境下，苏菲派的苦行、禁欲思想更能打动人心，因而他们的追随者也会迅速增加。出于笼络民心、巩固统治的需要，各突厥地方王朝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苏菲教团予以赞助。而苏菲的托钵僧们为了增强自己派别的影响力，也时常会给统治者建言献策，或是充当军队的随行伊玛目。由于资料稀缺，我们无法得知奥斯曼帝国的开国之君奥斯曼•加齐是否受拜克塔什教团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苏菲派的关系十分密切。苏菲长老埃德巴利（Edebali）就是那个为奥斯曼解梦的人，而奥斯曼也娶了长老的女儿玛尔哈顿为妻。

奥斯曼•加齐

明文记载的第一个由奥斯曼帝国出资建立的苏菲公馆是于1324年建在伊兹尼克的托钵僧公馆。从那时起，奥斯曼帝国便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对苏菲们的资助当中。为了鼓舞战斗部队的士气，奥斯曼帝国特别邀请具有强烈尚武精神的拜克塔什托钵僧来充当随军伊玛目。就这样，一方面，拜克塔什教团的思想（有浓厚什叶派背景）逐渐渗入到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当中；另一方面，基于拜克塔什教团的组织严密，奥斯曼帝国初步建立起等级分明的行政管理体制。

尽管什叶派色彩浓厚，但拜克塔什教团的扩张并没有引起奥斯曼统治者的忧虑，甚至也没有引起逊尼派学者的反感。而这主要还得归功于拜克塔什教团的“圣战”思想——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扬鼓励圣战的“加齐”精神。正是由于在这一思想上的一致性，拜克塔什教团在奥斯曼人当中赢得了“逊尼派兄弟会”的盛誉，而它的其他思想（包括十二伊玛目派的一些基础理论）和宗教仪式（在拜克塔什托钵僧的指导下，当时的奥斯曼军队很多时候是按照什叶派的仪式进行礼拜的）也被奥斯曼帝国吸纳到主流意识形态当中。

四、侯鲁菲耶与拜克塔什教团

侯鲁菲耶（al-Hurufiyyah）的阿拉伯文原意是“字母派”，由14世纪什叶派神秘主义宗教学者法则勒•阿拉（阿拉伯文Fadhl Allah）所建立，而他同时也是伊玛目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的后裔。他把什叶派教义与苏菲学说相结合，对于下层民众有相当强的吸引力，因而不久便获得了一大批追随者。然而他在1386年却公然宣称自己是第十一代伊玛目哈桑•阿斯凯里（845-874）之后的末代伊玛目，是真主的化身，结果后来被逊尼派指控为“异端”。

当帖木儿的大军横扫伊朗，到达安纳托利亚以后，当地的逊尼派学者把法则勒•阿拉的“斑斑劣迹”呈报给帖木儿。帖木儿最终将其处死（1402），并把侯鲁菲耶清除出伊朗。

万般无奈之下，哈桑的继承人赛义德•仪麦德•丁•内西米（波斯文Sayyid ‘Imad al-Din Nesimi）迁居到叙利亚，并同时在安纳托利亚（奥斯曼帝国）开设传教中心。很快，侯鲁菲耶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获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并对拜克塔什教团的地位构成了挑战。出于巩固其地位的考虑，拜克塔什教团开始借鉴侯鲁菲耶的思想（在该教团的历史上，这样的做法并不罕见），并把其中的合理成分吸纳过来，转化为自己的教义。

如此就不难看出，尽管被认为是一个逊尼派的苏菲团体，但实际上拜克塔什教团的什叶派色彩却相当浓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伊朗萨法维王朝建立以前，奥斯曼帝国对什叶派大体上是持友好态度的。就这样，奥斯曼帝国与什叶派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