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四年，唐朝出兵攻灭东突厥汗国，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之后，其治下的突厥人除部分北逃薛延陀外，其余的数十万人纷纷南下投降唐朝。对于这些人该如何安置，唐朝内部展开了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事件，对唐朝后来的命运造成了重大影响。

贞观四年，唐朝大臣对于突厥人安置问题大致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称为是”同化派”。这一派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大臣的支持，他们认为，突厥归降唐朝，只是迫于无奈，绝非诚心诚意，迟早还要反叛，对唐朝构成威胁。只有将他们同化为汉人，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他们主张彻底拆分突厥部落，将其个体分散安置在内地各州县，包括河南、江南和西南等地，并采用内地的管理方式来管理他们，强制改变其风俗习惯，命令他们放弃牧业，改为务农，从而”化胡为汉”，逐步变成与汉人无异。

第二种是”边境安置派”。这一派人数很少，代表人物是中书令温彦博。他认为，由于唐朝在灭掉东突厥汗国后，对于突厥降人诚心接纳，给予优厚待遇，而这些突厥人当初都是不满于颉利可汗的残暴统治的，因此，得到善待的他们对于唐朝必将感恩戴德，绝不会反叛。他主张应该保全突厥部落组织，顺应突厥风俗习俗，沿用突厥原有的管理模式管理突厥人。他认为应将突厥人安置在唐朝北方的边境地区，尤其是河套地区，可以让这些突厥人成为唐朝北方的屏障。而为了防止叛乱，则可以将部分突厥贵族安置在长安，充当侍卫，即可以笼络他们，也可以充当人质。

第三种则是”胡汉隔离派”。这一派的人数较少，但有多位重量级人物，包括秘书监魏征，中书侍郎颜师古等。他们认为，突厥人极不可靠，让其成为唐朝北方屏障的想法是荒谬的。而突厥人又与汉人差异太大，想要同化难度太大。因此，无论是把突厥人安置在边境，还是分散于内地，都会带来无穷后患。魏征直截了当的称突厥人为人面兽心，说他们只会在弱小时服从唐朝，一旦强大了，必然反叛，绝不会顾及恩德和道义。因此，对于突厥的正确安置方式是令其回归故地，但是要制订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管理他们。首先是要分而治之，将他们分为很多互不统属的小部落，各部落首领都由唐朝任命，而各部之间要划定边界，禁止相互吞并。唐朝则设立都护，对他们进行统一监管。这样一来，突厥居住在离唐朝腹地遥远的地方，内部又统一不起来，就不会对唐朝构成威胁。

温彦博对于魏征等人的理论大力批判，举出例证说，东汉光武帝曾把南匈奴安置在北方边境之内，整个东汉时期，南匈奴都是东汉北方屏障，从未反叛。魏征立即反驳称，西晋大批胡人进入北方内地居住，西晋大臣郭钦和江统曾经谏言晋武帝将他们驱逐到塞外，却不被采纳，结果仅仅十余年后，胡人叛军就攻陷了洛阳。

唐太宗虽然认为三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最终大体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把突厥安置在了东至幽州，西至灵州的北部边境地区。普通突厥部落民都进入唐朝境内居住，而突厥贵族大多都安置在了首都长安，很多人成为唐朝皇宫侍卫。

唐朝将突厥安置于境内后仅数年，就发生了结社率之乱。结社率是突厥突利可汗之弟，投降唐朝后被封为中郎将，负责保卫皇宫。贞观十三年，结社率带来大批投降唐朝的突厥人，在唐太宗出巡之际突袭行宫，企图杀死唐太宗后逃回草原复国。结社率之乱被迅速平定，乱党全部被杀，此事使得唐太宗后悔当初内迁突厥人的决定，认为”几失久安之道”。

于是唐太宗决定把突厥人遣返漠北，任命突厥王族李思摩为可汗，率领突厥人北返。不料，北返的突厥人遭到已经占据漠北的薛延陀汗国打击，连战连败，而突厥部众也不服从李思摩的统辖。于是，李思摩带领突厥人重新南下，请求唐朝同意他们回到唐朝境内居住。

唐朝廷围绕这一请求又发生了一次大讨论。此次论争中，由于突厥北返已经不可能，大臣们主要围绕着是把突厥集中安置在边境，还是打散后安置在内地进行争论，最后绝大多数大臣主张把突厥人分散安置在内地，逐步同化。但是唐太宗本人坚持要将突厥人安置在边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讨论中，此时归附于唐朝的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发表了与唐朝三派都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突厥反复无常，无法令人信任，唐朝对投降的突厥十分宽厚，就像是对待儿子一样好，而突厥人不知感恩，竟然还发生了结社率反叛事件，真是人面兽心，不知好歹。当年在突厥强盛的时候，年年侵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唐朝灭掉突厥后，不应当善待他们，而应当报仇雪恨，将其民众全部罚没为奴婢，赐给唐朝将士和民众。他还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出手帮助唐朝武力解决突厥遗民问题。

最后，唐太宗不顾几乎全体大臣的反对，决定将被薛延陀赶回来的突厥人重新安置在唐朝北方边境地区。到了唐高宗时期，大批突厥人发动叛乱，返回漠北建立后突厥汗国，成为唐朝北方大患。另外一部分突厥人，则成为后来安禄山叛军的精锐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