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之名始见于《魏书》，其与库莫奚一道， 被认为同属“东部宇文之别种”。在登国三年 (388年）为北魏军所破，“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避居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南，和龙 (今辽宁省朝阳市）以北，从事游牧。从此，契丹族加强了独立发展的倾向。从4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契丹人走过了长达5个半世纪之久的艰难曲折的路程。唐朝末年，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了契丹各部，其势力才日渐强大。907年阿保机即可汗位，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至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大辽。
契丹族自建国以来，在200余年的历史过程中主宰了北部中国的政治舞台，1125年，为女真人所灭，有关契丹人的种族类型问题，很早以前便引起了中外学者们的关注。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等人曾试图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证契丹人种，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或者认为契丹人属蒙古种，或者认为是通古斯种，还有人认为应该是蒙古及通古斯的混合种，说法不一。实际上，语言和种族二者之间，虽然在某种情況下存在着一些联系，但毕竟分属不同的范畴，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若想仅仅通过语言异同的比较来探讨人群的种系问题，是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近年来，由于我国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北方地区尤其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陆续发现和发掘了许多处契丹族墓葬，并出土了一批古代契丹族居民的遗骸，为我们运用人种学的手段探索契丹人种之谜提供了可能性。目前已发表的契丹族人类学资料，包括豪欠营和山嘴子两处辽代墓地的人骨。
豪欠营辽代契丹族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1981年10月，乌盟文物工作站对该墓地中的部分墓葬进行了清理，其中的六号墓（M6)中出土了女尸1具，三号墓（M3)中出土了1具完整的男性成年颅骨。
山嘴子辽代契丹族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1987年至1988 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本建设对该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共清理墓葬43座，并采集到契丹族成年人颅骨12具。
豪欠营M3男性颅骨具有短而阔的颅型和显著的低颅性质，以及高而阔的面形，因此显示出典型的北亚蒙古人种性状。在古代对比组中，M3契丹族男性颅骨与采集自河北省蔚县庄窠遗址的1具魏晋时期的鲜卑人头骨（M202)最相近似，其次与南杨家营子、扎赉诺尔、完工等组，也呈现出接近的关系。在近代对比组中，该颅骨与蒙古人、通古斯人体现出较多的共性。
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赫哲-那乃人
豪欠营M6契丹女尸的种系成分比较复杂，据原报告者的意见，认为该女尸“基本上属于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的特征” 。但根据已发表的女尸头骨测量数据和观察结果分析，其所具有的颇阔的圆颅，在女性范围中偏大的上面高绝对值，明显的高眶类型，中等大小的垂直颅面指数以及面部较大的扁平度等项特征， 似乎与南亚蒙古人种存在较大的距离。在对比组 中，M6女尸在主要的颅面部形态特征上分别与古代的南杨家营子组、毛庆沟组以及近代的蒙古组、 抚顺组和通古斯组比较接近。因此，豪欠营M6契丹女尸的种系成分中可能含有某种北亚与东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性状。
山嘴子组的人类学资料比较丰富，通过详细的 测量、观察和比较研究，我们认为，该组契丹族颅骨上所体现出的短而阔并且有些偏低的颅型、中等偏阔的鼻型，以及垂直并且相当扁平而宽阔的面形等项特征，似乎更为接近北亚蒙古人种。但是，在某些个别的体质因素上，尤其是该组中的那些颅型比较高、狭的标本，他们的种系成分中或许与东亚、东北亚人种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运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山嘴子契丹族头骨与若干古代、近代颅骨组比较的结果表明，山嘴子组与古代鲜卑族和近代蒙古族在种系特征上最为相似。
综合上述两批辽代契丹族的人种学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在辽代契丹人的种族成分中主体因素应该是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特征，他们一般都具有圆颅、阔颅和颅型略低的倾向，同时伴有扁平而宽阔的面部形态。这种典型的契丹族容貌特点，在许多与契丹人题材有关的辽代绘画艺术作品中曾经有过生动的描绘。
至于10世纪以前，即契丹建国之前的契丹人种特征问题，目前因缺少相关的人类学资科尚难断言，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在他们的种系构成中北亚蒙古人种的成分仍应为大宗，而辽代契丹人种成分中的东亚或者东北亚蒙古人种因素的存在，则可能是他们与其他民族发生通婚、混血的结果。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语族—契丹后裔达斡尔人
分析中可以看出，以低颅和阔面相结合为主要特色的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因素，在契丹这个古代游牧民族的种族成分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是，在不同的分布群体中，该体质因素出现的时间、分布的地域以及具体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
根据现有的人种学资料考察，辽代契丹人中的低颅性质与扎贲诺尔、南杨家营子等处的鲜卑人相比有所减弱。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辽代契丹人与其他高颅类型的东亚或东北亚蒙古人种居民发生了更多的血缘融合所致。《辽史•太宗纪》中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于会同三年（940年）曾“诏契丹人授汉书者皆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在法律上对两族之间同化、融合的事实予以承认，由此可见，辽代民族间通婚、混杂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另一方面，辽代契丹人中低颅性质较弱的原因，也不能完全排除由于他们在种系渊源上与拓跋鲜卑有别所致的可能性。目前在有关契丹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是认为：她与库莫奚同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而宇文鲜卑的主体部分却来自于匈奴。据《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记载，“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东部大人，其语言与鲜卑颇异”。如上述史料记载尚且可信，则源出自宇文鲜卑的契丹人与匈奴族，尤其是与南匈奴人，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种族遗传学联系，而南匈奴人及其祖先恰恰如本文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是一个颅型偏高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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