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皇族可能来源自青藏高原
内蒙古博物院专设有面积巨大的“契丹馆”，出口处墙上有“结束语”曰：“大辽王朝对中国文化格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奠定了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万风归于一元的文化基础，为后来的元朝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评价非常的高，就是认定契丹是蒙元的老师和先河。
不过契丹史仍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例如，国号的含义是什么、怎么来的？契丹与突厥与回鹘是何种关系？契丹文是怎么创造、何时创造的？但最大谜团还是契丹王族的来源。他们到底是土生土长的“东胡”系游牧民族，还是从遥远之地迁徙而来的？
这个族源，笔者的研究结论是，契丹王族并非一开始就属于东胡系，他们是由西向东一步步迁徙来的，他们的起步地应是在青藏高原的东缘，甚至是崇山峻岭的多康或甘孜地区。远古以来，青藏高原东缘到内蒙古阴山再到西拉木伦河之间，存在一条高原民族迁徙扩散的通道，契丹东迁就是史前时代就开始了的古羌东扩浪潮中的最后一波。
当然，任何迁徙都不会走一条直线，有时可能要到蒙古高原深处去迂回一下，但这种通道示意图还是要画成一条直线来表示。贺兰山——阴山——赤峰地区发现了大量风格特征极为一致的史前岩画可以为证。
契丹人迁徙由于历史久远，没有文字记载，过程在《辽史》中就已非常模糊缥缈。《本纪·太祖下》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滨。”契丹人首先把祖先与炎帝挂山了钩。
他们肯定知道，炎帝姓“姜”，古羌背景，最初建都于青藏高原东北缘叫“天水”的地方，后来才入主中原。契丹人就这样把祖先的来源地指向了遥远的西方。
契丹祖先的“审吉”国号（亦作“审密”）也是一种族源的印记。在藏语就是“天猴”的意思，是契丹祖上有猴祖观念的反映。至于“都菴山”在何处，无从考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奇首可汗故壤在潢河之西”，他们是自西而东迁徙而来的。
他们还有一个“青牛白马”的祖先故事，说有“天女”驾青牛从平地松林泛流而下，至于潢水，与乘白马来自马盂山的“仙人”相遇，遂结成夫妻，生八子，后裔繁衍开来，为契丹八部。
这“马盂”山在何处无从考证，但放在藏语里就是“红猴”山的意思，能与“审吉”对应的。红猴在原始苯教中战神的代名词。
《辽史·营卫志中》：“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契丹八部最初居所之“松漠之间”它到底在何处？
从字义看，应是在“从山林渐渐变为沙漠之地”。笔者以为，在中国范围内，只有祁连山到贺兰山之间的广阔地带，最符合“松漠之间”定义的地理环境。
神奇的“青牛白马”故事肯定是阿保机称帝后才成型的。据宋人记载，这个“天女”原本叫“赤娘子”。宋代王易《北燕录》曰：“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偌，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又曰：“前史虽载八男子而不及灰（青）牛白马事。”
就是说，北宋之前，契丹始祖故事是“阴山七骑”故事，不是“青牛白马”故事。这里有重要的族源信息。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祖先故事《夏圣根赞歌》也是一个“七骑”故事，不过七骑来自贺兰山而已。
西夏党项羌从青藏高原深处迁徙而来，契丹原有的祖先故事为什么与之雷同？赤娘子的番语名“掠胡奥偌”更值得注意，就是“从胡人部落掳掠而来的大猕猴”的意思！
古代游牧民族都有抢婚的习俗，因为族内是禁止通婚的，那就只有到族外去抢，在游牧社会中，抢婚被视为男子应有的勇敢行为。这“奥偌”（ruò）是典型的藏语名号，就是“大猕猴”的意思，在原始苯教中它就是女性始祖的象征。
注意，“阴山七骑”故事发生地是在“黄河中流下”，明确地把契丹祖源圈定在了青藏高原边缘。
《后梁纪一》载，阿保机曾与沙陀首领李克用会盟，对李克用说：“我蕃中酋长，旧法，三年则罢，若他日见公，复相礼否？”在这里，阿保机明确自己是“蕃中酋长”，应知这“蕃”当时是特指，就指来自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
契丹旧俗，可汗三年推举一次，八部大人都有资格出任可汗，如遇灾害不利，可随时推举新可汗，因为原始苯教观念，灾祸都是上天给予可汗的惩罚，如无灾害，就可连任。阿保机此言，也是在试探李克用。
笔者为说明“契丹王族源自青藏”的判断可以成立，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讨论：1.契丹国号来自古羌藏语；2.契丹皇族姓氏中的藏文化特征；3.契丹特殊社会结构来青藏；4.契丹葬俗的古苯色彩；5.契丹词汇都可用藏语来解释，予以深入说明，并求教于方家。
契丹王墓中出土的猴形金人。头上戴代表天地人的三叉金冠，腿短手长，猕猴的特征。长着猴的眼，猪的嘴，鼻子巨大，露出鼻孔，这象形野猪，脸颊鼓出，这象形虎脸。这是一种现代人看起来非常丑陋的形象。但这不是因为当时契丹人艺术鉴赏力低下，或者工匠技艺不行，而是故意为之。因为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祖先神灵形象，就是最为美好的形象。归根结底是“天猪地猴”观念的表达，也是族源的信息。与此同时，契丹公主几乎都有“粘米”的称号，成了公主的通用名。这“粘”（nian）是苯教描述出来的一种凶魔（念青唐古拉山之“念”是也），契丹皇族皆以“粘”神后裔自居，而“米”就指猕猴，女性的象征。
一，契丹国号来自古羌藏语
古英语、俄语的“契丹”读作“qitan”，应该是契丹语真实读法，因是拼音文字记音，会更准确些。
这个看起来怪怪的国号放到藏语中就一点也不怪了，例如，青藏高原南缘有“不丹”（bhutan），构词方式相同，本义也相通，就是“天国、神地”的意思。
契丹的“qi”与祁连山的“祈”只是同名异写。青藏高原东北缘有不少古称“其水”或“其津”的河，都是异写，都是“天河”的意思。松赞干布又叫“弃宗弄赞”，此“弃”也是异写，意即“天宗弄赞”。
甘青地区早就出现过叫“南凉”王朝，此“南”不指南方，而是藏语“黑”的汉字注音，南凉又记作“耨（nòu）檀”，也是汉字注音，在藏语仍是“天国”的意思，因为“黑”是天的代名词。契丹也叫“黑契丹”或“契丹黑国”，属于一脉相承的文化理念。
契丹人有“望郡”的观念，即祖先所从来之地，死后要去的地方。望郡是“漆水郡”，例如《耶律庆嗣墓志铭》：“公讳庆嗣，字袭美，其先漆水人也。”
问题是，历史上从未有过“漆水郡”，谁也说不清“漆水”在什么地方。从读音上看，漆水就是“其水”，从字义上看，乃是“黑水”。祁连山与贺兰山间确有一条叫“黑水”的河，西夏的“黑水城”遗址就在此地。
再往上推，《尚书·禹贡·雍州》有“漆沮既从”之语。但这个“雍州”不在别处，就在甘肃与青海交界的积石山一带。黄河上游河段在此结束，中游由此开始。积石山的藏语名是“阿尼玛卿”山，意为“最红的母亲”，与契丹“赤娘子”故事发生地和含义到是非常的符合。
奇首可汗率部迁徙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要迁徙？这些早就不可考。《辽史》记载中的契丹建国前史，大约只有300年，以此上推的话，迁徙时间大约是在松赞干布为建立吐蕃王朝东征西讨之时。这就符合情理了，随着吐蕃势力越来越大，青藏高原渐渐成了一统天下，高原内部及周边那些原本不相隶属的游牧部族要么归附吐蕃，要么远徙，没有第三种选择。契丹人或许与西夏党项羌一样，是受到了吐蕃的军事压迫，站不住脚，被迫向外迁徙的。
古代游牧民族的迁徙扩张总是通过两步走完成，即“先结盟，后取代”，契丹也不例外。魏晋以来，西辽河流域是突厥属性的“大贺氏”地盘，契丹人东来之初，先依附于大贺氏，最后取而代之，标志性事件是契丹强人“涅里”有了废立可汗的权威，依附关系随之发生了逆转。
《辽史·营卫志》：“当唐开元、天宝间，大贺氏既微，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从此，大贺氏就被契丹“迪辇”氏取代，延续了上百年的大贺氏军事联盟有了新主人。
老哈河上游一带原本是东胡系库莫奚人占据着，史称“奚”或“霫”，支系庞大，有“九奚首”之多，到唐末才被契丹人完全兼并，最后成为辽国的重要军事力量，不过奚人部落仍保有自己的“斡鲁朵”和相对固定的牧地，这也是游牧民族生存方式、社会结构决定了的。
《辽史·营卫志中》：“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说的就是他们东迁和依附之初的可怜情状。又曰：“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阻午可汗时“始立制，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至此契丹人在蒙古高原的霸主地位得以确立。
在此过程中，可以想见，契丹人在语言、风俗、以至人种特征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带上东胡的色彩，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历史规律。
但权力都是来之不易的，即使在内部，也是要通过拼死争夺才会到手。一开始，可汗之权并不掌握在阿保机这支手里，而是掌握在“迪辇氏”手里，阿保机是“受禅”于延续了九世的迪辇氏后称帝的，这必是惊心动魄的过程，只是没有被真实记载下来而已！
注意这“迪辇”姓氏，典型的藏语名号。在藏语是“天辇”的意思。藏语的“nian”指一种凶魔，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皆以其后裔自居，《后汉书·西羌传》所谓“研种”是也。
阿保机的取代故事发生后，这个带“天”的姓氏就被改为“遥撵”，被降级了。古羌藏语把“高大”叫作“yao”（尧），“遥撵”就是“大念魔”的意思。因为天无二日，阿保机的“耶律氏”既然已经成为天族，那其他人最多只能以“大”自称了。
《辽史·太祖下》：“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历史上，从青藏高原走出来的游牧民族总是要比其他人更强壮一些，更勇猛一些，他们特别不怕死，内部结构也更为紧密，贵贱等级更为严酷而稳固，这在冷兵器时代，就是更胜一筹的战斗力。这些都应该与自然环境的造就和原始苯教熏陶有关。
原本是外来的契丹人，在称帝之后，统治者必定会极力淡化自己的外来色彩，表明自己对这片土地具有天经地义的统治权，这也是情势使然，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实例特别的多。笔者推测，当年，契丹人自己编撰的“正史”中就已经没有多少来源地的信息，到后来，蒙古人根据残留的契丹“正史”编撰而成的《辽史》就更加缺乏这方面的信息了。
达斡尔族被民族学家认为是契丹人的直接后裔。“达斡尔”通常被解释为“骑马来的人”，笔者以为这是错误的。古代游牧民族都是骑马民族，没有人会取一个毫无意义的名称。这个族名其实是他们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佐证，因为这“wo”就是古代藏王和藏族的一个自称。契丹史上还有过“洼可汗”，只是异写，因此“达斡尔”就是“大王人”的意思。
达斡尔语把弓叫作“那木”，把箭叫作“索木”，藏语也是这样的。以弓喻天，以箭喻部族首领，是原始苯教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
吉林大学人类分子实验室检测契丹古尸报告说，契丹人的混血情况是回鹘人成分远大于鲜卑人的成分。笔者以为，这也是契丹人由西而东迁徙而来的佐证。
辽代门洞上的神鸟雕塑。正是苯教的“琼鸟”，亦叫“大鹏鸟”或“大鹏金翅鸟”。嘉绒藏族至今还流传着“大鹏卵生”的祖先故事。
契丹王墓中出土的金琼鸟。嘉绒藏族习惯以“琼布”自称，意为“琼鸟的后裔”。契丹王墓中有金琼鸟就是族源的信息。
二，契丹皇族姓氏中的藏文化特征
契丹王族姓“耶律”，其实是姓“耶”，后缀“律”音是尊称读法。历史上，后缀音最初是不统一的，因为尊称后缀音有许多个。例如，契丹有过叫“耶澜”的可汗，就是他乘着回鹘败落，从回鹘军事联盟中独立出来。“耶律”和“耶澜”实为同一个姓氏，后缀音不同而已。契丹皇族姓氏统一为“耶律”可能是在称帝之后。
契丹的后族姓“述律”，也是汉字注音，构词方式是一样的。藏语把“水、河流”叫作“su”，这“述律”就是“su”后缀“律”的结果。因为在原始苯教中，水是后与阴的象征。
契丹的“耶”姓从何而来？就来自青藏高原！藏文古籍记载，远古时代，藏人就有“六氏”，即六大部族国家：恰、穆、祖、年、耶、昂。其中就有“耶氏”。
苯教《黑头凡人的起源》说：“神的一边叫作‘耶’（全称‘耶杰默巴’），恶魔的一边叫作‘昂’（全称‘昂杰桌巴’）。”并且，苯教中的宇宙最高神也叫作“耶辛”，就是“大耶”的意思。
藏语中的“ye”还是对祖先、大人的一种尊称。吐蕃赞普姓“悉卜野”，有人认为，他也是姓“ye”的，不过是加了“悉卜”以示区别而已。藏语“悉卜”意为“黄”，那就是“黄耶”的意思了，因为古代藏人习惯用颜色来分辨部族。
“耶律”之姓在西夏党项羌中也是存在的，通常写作“野利”，传说是大臣“野利仁荣”创制出西夏文字。
阿保机称帝后，为祭天祭祖，在“木叶”山上建立的宗庙祭坛，并塑祖先神像，以祀“奇首可汗”及所生“八子”，但此山在何处至今还众说纷纭。
选定一座山作为祖先神灵之居所，是原始苯教的一大特点。笔者以为，“木叶”不能从字面上去解释，它与嘉绒藏语的“木雅”是类同的，构词方式相同，“木叶”就是“王耶”的意思。藏语的“mu”有“王者、本源”之义（藏语把野牦牛叫作“ya”）。
这“奇首”可汗是怎样一种形象？笔者推测，应是“猪首人身”的形象。因为野猪是原始苯教中天父之形象。《辽史》中有“喎呵可汗”的记载，相传在遥远年代，契丹有可汗名叫“喎呵”（wāi-he），他的象形是猪首人身，身披野猪皮，住在穹庐中，无事不出穹庐一步，但有一天，他的妻子一怒之下将他的野猪皮藏了起来，他就隐没不见了，再也没有现身……这“喎呵”读音正是古代藏王的一种自称！
“奇首”也可能是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就像契丹之“丹”是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一样（“丹”有红色之义，红是战神的颜色）。今甘肃省天水市还有名叫“齐寿”的神山，相传是轩辕故里，与“奇首”读音相同，是否有内在联系就不得而知了。
青藏高原上有“湟水”，契丹人把西辽河叫作“湟水”，青藏高原上有“洮河”，达斡尔人聚居之地叫“洮儿河”，吐蕃有马球习俗，契丹也流行马球，达斡尔人至今延续马球赛，这些难道只是偶然巧合？
契丹王墓壁画中的奇特仪仗队伍。有人抱着一只靴子，“靴子”代表什么？就代表征服！这是契丹人有“脚崇拜”习俗的明证。契丹人如果不知道冈底斯神山的故事，就不可能有这抱靴的仪仗。契丹人与西夏人一样有髡发习俗，且式样也基本相同，也是他们在族源上具有某种同源性的表现。
三，契丹特殊社会结构来青藏
契丹还有从未见诸史书记载的“三父房”制度，值得关注，因为这里隐藏着族源的信息。
契丹皇帝的本部叫“横帐”，内部又分为“三父房”，用汉字孟、仲、季三字标识。例如，有官署叫“孟父族帐常衮司”。
三父房各有自己的官署系统，拥有自己的私属军队，各房首领皆有自己的“头下君州”，即私有城池，可供收租取利，安顿眷属。
《辽史·兵卫志》：“契丹本户多隶宫帐部族。”皇族的“横帐”无法从字面上解释，只有用藏语才能解释得通。藏语把“欺凌、称霸”叫作“heng”（heng-ba），因此这个“横帐”就是“王帐”。
契丹军事联盟最初的首领叫“痕德堇”，在藏语里就是“大霸主、强横人”的意思（“痕”是“横”的异写。藏语把“大”叫作“de”，定语后缀），应该就是“横帐”称谓之来历。
三父房之“父”不是“父亲”的意思，而是“祖先神”的意思，而这正是“父”的原始本义，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父”都指祖先神，而不是父亲。此“房”指氏族，也是“舅父”的意思。
三父房制度并不是阿保机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阿保机自己就是“季父房”的后裔。此外契丹还有“国舅五房”，这些都是国之贵族。在契丹，没有“房名”就没有资格出任朝廷官员。
《契丹国志》载有北宋大臣出使契丹国所作诗歌《刁奉使北语诗》有言：“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这个“看房”就是礼节性地拜谒贺跋支宰相的“房”，笔者估计是一种类似于塔庙的建筑物。
契丹人还有奇特的以其母族的房号为名的习俗，即以母氏为“字”，例如，穆宗耶律璟“小字述律”，因为他的母亲是辽太祖淳钦皇后的弟弟述律氏室鲁的女儿。
契丹皇帝还发布过“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的诏令，就是一律以母亲的出身来确定尊卑等级。这是“礼制”，一切都要分出贵贱，不让任何东西游离于这个等级体系之外。
这个“三父房”制度是怎么来的？笔者发现，它不是契丹人的发明，而是一种西藏传统，只有在藏区是一直延续着的。
《敦煌吐蕃文书·小邦邦伯家臣表》说：“古昔各地小邦，王子与家臣应世而出……遍布各地的小邦，各据一个堡寨。”藏人史书中，只要是“王”都有自己的“臣”，他们互相通婚，通过血缘关系来维系盟邦关系。
在古藏文史书中，一“王”之下必有两个“家臣”，就是两个姓氏，两个归属于“王”的小部落。例如“岩波查松之地，王为止森波杰，其家臣为‘噶尔’与‘年’二氏。”皇后必来自此二氏，他们是王的“舅父”，只有他们有资格担任王的宰相，通过王的任命轮流执掌军政之权。
王子们的名字，藏文古籍《贤者喜宴》说：“王子们的名称就是以母亲的名字命名，这是聂赤赞普以来的藏地传统。”聂赤赞普是藏人传说中的第一代藏王，从天而降的神人。这说明藏地“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习俗已无比久远。这就可以解释，契丹人为什么有以母亲姓氏为名的习俗。
嘉绒藏族以“邛布”自称，他们说这是“有房人”的意思。他们有古老的“房名文化”，至今还能说出各自的房名。他们说的“房”是指藏地到处可见的碉楼，古代它是部族的象征，部族首领的私有城堡，房名就是碉楼的名称，但它总是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
注意这“房”字，在汉语中早就变成了一个普通字眼，随便用，即使拉屎拉尿的粪坑也叫作“茅房”，但从造字方式可知，原本是非常神圣的，因为里面有“方”，本义就是部族国家。
契丹人的“三父房”属于皇族之横帐，内部可能已经没有贵贱之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来自遥远年代，可能是奇首可汗和他的二个“舅父”传下来的，由于太过久远，早已归在“迭部”之中，内部停止了通婚，但因为保留了各自的房名，还有世系的记忆，他们自己还是能分出系属的。
契丹还有独特的皇帝四季“捺钵”不定居于一处的游猎传统，也是前史之未见。笔者以为，它是典型的古藏语，不过是用汉字注音而已。
藏语把“镇压、制服”叫作“mnan”，读音与“捺”近似，但含义完全不同。契丹皇帝一年到头呆在辽上京的时间非常少，总是带着一班子大臣随季节迁徙着，一方面是为了祖先的游牧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及时弹压周边游牧部族，不让他们积聚成威胁统治权威的军事力量。在汉字中，能与之对应的其实是“戁”（nǎn），其有“使恐惧、使恭敬”之义。
捺钵之“钵”（bo）可看作虚词，藏语词汇通常由一个实词加一个虚词构成，也可以看作动词，藏语的“下、下降”就读作“phab”，藏语的下（车）、下（地）、下（帐）都用这个，与“钵”的读音非常接近。因为契丹皇帝的身份是“天子”，他到任何地方都是一种“从天而降、屈尊而下”的行为。能与之完全对应的其实是“泊”。
契丹皇帝还有与吐蕃赞普完全相同的屯驻方式。唐使刘元鼎这样描述吐蕃赞普的牙帐：“以栅枪为垒，每十步赞长槊百枝，而中建大旆，次第有三门，相去百步，门有甲士，巫祝鸟冠虎带，击鼓掷箭，入者必搜索而进。内起高台，环以宝盾，帐曰金帐，其中缘饰多以金为蛟螭，虎豹之状，至甚精巧。”
《辽史·营卫志》关于皇帝牙帐的记载：“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氊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氊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杖为禁围。”其牙帐完全是吐蕃赞普牙帐的翻版！
河北博物馆藏契丹文金牌，式样与蒙古金牌是完全一样，显示蒙元文化确是契丹文化的一种延续。
四，契丹葬俗中的古苯色彩
契丹的核心部族又称“迭”部，辽太祖就出自该部。契丹王朝始终设有独立的“大迭烈府”予以管理。“迭烈”亦称“迭剌”，尊称后缀音不同而已。
这“迭”，从汉字本义上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它来自古藏语。藏语把“腰部”叫作“die”（die-ba）。腰是整个身体的支撑。在游牧民族的“博克”中，都以腰着地为败。这“迭部”就是契丹王朝的“腰部”，地位当然就尊贵了。
甘南藏族自治州今还有叫“迭部”的县，那里的藏族也喜欢以“迭布”自称。原因可能是他们在古代曾为藏王特别倚重的军事力量，或者就是某代藏王的直属本部。
《资治通鉴》：“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说的是唐后期，吐蕃内乱并迅速衰落。其中的“叠”是指今天的甘南迭部一带。
契丹帝陵依山而建，情形犹如吐蕃王陵，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有吐蕃那种把尸体制成木乃伊的“帝羓”葬俗，都是族源的信息。
唐代《通典》提及“大羊同”葬俗时说，大体与吐蕃相同：“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
史书记载，赞普和皇后死后不是马上下葬的，要经历很长的停尸期，甚至长达三四年之久，一方面要等陵墓和葬具完全建造完成，另一方面是要对尸体进行加工。敦煌吐蕃文书《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话：“虎年，为父王举行剖殓仪轨。”这“剖殓”就指对尸体的加工。如此葬俗在西藏其实是一直延续着的，从未断绝过。
契丹竟有同样的葬俗。宋代《虏廷事实》记载：“（契丹）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虏，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 耶律德光（辽太宗）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注意这“帝羓”（di-ba），典型的藏语词汇，就是藏语“天人、藏王”的读音。
考古已发掘出不少契丹贵族的金覆面或曰“金鼻银齿”，一种金银制作的假面具。原始苯教认为，人死就是去见天祖了。人死后脸部很快就变形，难以辨认了，去见祖先的话，祖先会认不出来，那就不会接纳，覆以金银制作的猴人面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契丹人墓葬中通常都殉葬着狗，墓室外面殉葬着马，也是吐蕃墓葬的特征。因为狗是探路者，马是灵魂的载体，没有此俩相伴灵魂就无法到达祖先之地。
在吐蕃贵族墓葬中，尸体总是包裹着大量丝绸，少者十几层，多着几十层。这也是契丹贵族墓的特征。包裹丝绸不是为了御寒，而是宗教观念使然，苯教认定丝绸具有“羽化”的功能，包裹上层层丝绸之后，死者立即就有了“蚕”那样的禅世再生能力，而这正是丝绸最初的功能。
除了一些墓葬，并不遥远的契丹王朝在“辽上京”范围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迹。这就可以解释，同样来自青藏高原的夏王朝，为什么没有遗迹被发掘出来，以致不被一些中外史家承认。但史书记载的夏王朝世系十分完整，事迹也很丰富。就是因为夏王朝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就像千余年前的契丹人一样，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进入定居状态，还在四季不停地“捺钵”着，当然就找不到遗迹了！
左，内蒙古博物院展出的契丹王墓彩绘棺椁。右，肃南县大长岭吐蕃早期王墓中的彩绘木棺前挡板。大长岭吐蕃王墓，不管是墓室构造还是棺椁式样，都与内蒙古博物馆展出的契丹王墓相似，这不会是偶然巧合。
五，契丹词汇都可用藏语来解释
契丹语是怎样一种语言？更接近蒙古语还是接近藏语？笔者的推测，契丹语是一种介于藏语和蒙古语之间，类于西夏语的语言。当然这仅仅是指他们的书面语言，契丹王朝是游牧民族部族国家军事联盟，包含有各色部族，不可能存在一种统一的语言。
敦煌吐蕃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有言：“回鹘北境为契丹部落。契丹王者称可汗，其食物衣着与吐谷浑同。其家畜大率有黄牛，编羊，马。其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通。”说契丹人的语言与吐谷浑相通，那么契丹语应该是古羌语。
《辽史·国语解》记载的契丹语名称大多可用藏语解释，例如：
挞马：皇帝扈从之官，管率众人之官。藏语“ta-ma”是“虎人”的意思。苯教观念，普通人只能使唤狗，只有帝王、神灵使唤的是虎。
阿主：父祖之称。前缀a-音为尊称读法，藏语的特征。
国阿辇：灭国，收国。此“nian”是苯教中的凶魔，这里作动词用，宾谓结构，藏语特征。
楚古：掌刑讯之官。藏语的“chu”是“大”的意思。“楚古”就是“大人”或曰“大神”。西藏至今还有古寺叫“楚古寺”。
耨斡麽：后土。藏语nou wo mo是“黑母”的意思，能与“皇天”之“白父”对应。黑白对应是苯教的特征。
阿点：大臣夫人之称。古羌藏语中，猕猴有一个称呼叫“dian”（猠），因为猴是属阴的，故用以称呼大臣的夫人，就像古突厥语称呼母亲为“阿弥”一样。
契丹文金册。契丹文是一种类似藏文的“堆砌状表音文字”，大多成“田”状，分上下两层，由四个部分堆砌而成。也有三层垒砌的。西夏文也是这样的堆叠文字。他们相同的的构造方式，这不会是偶然巧合，而是三种语言存在某种同源性的反映。
古文选《辽文》记载的契丹懿德皇后《绝命词》，文中特多“兮”字。汉文古籍中的“兮”是先秦遗迹，汉代以后就基本不见了，但它在契丹语文中再次“复活”，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契丹语与藏语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因为这“xi”就是古藏人的一种吟唱习惯，敦煌吐蕃文献记载的赞普与大臣唱和诗中充满了“xi”。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他们的古歌谣：“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养牧场……”同样充满了“xi”，这不会是偶然巧合！
附图：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契丹遗迹“石房子”
此石房子建于契丹早期，由七块巨大石板构筑而成，里面紧靠北壁正中是一大石床。石壁和石床上可见花纹。它是干什么用的？有人说是契丹祖庙，有人说是囚禁犯了罪的宗室成员的石牢，还有人说是辽太祖的停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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