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根据契丹族的历史变迁和达斡尔族的历史传说，分析契丹语与达斡尔语的共同点，对契丹族与达斡尔族在生产、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比较，普遍认为达斡尔族是古契丹族的后裔。“达斡尔”之名最早见于元末明初,清朝乾隆皇帝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认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之一大贺氏的音译,这是关于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的最早提法。

1125年辽国灭亡，有文献记载，契丹族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族众，北投正在崛起的蒙古族。以库烈儿为首的契丹人，北迁至大兴安岭西北之额尔古纳河流域。今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山,直到明末清初,根河一带的达斡尔族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而达斡尔族一直供奉的本族菩萨也名为库烈佛。达斡尔族在解放前，不少人家供“霍列日”的神灵，“霍列日”其音极近契丹部族首领“库烈儿”之名。

元、明交替之际，散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和洮儿河流域的契丹遗民也北迁黑龙江流域。黑龙江中、上游地区成为历次北迁之契丹人的聚居地。这段契丹族的历史变迁，与达斡尔族人民关于自己祖先的历史传说极吻合。达斡尔人传说其祖先几百年前在首领萨吉尔迪汗的率领下,从原来“散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地方”也就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迁居到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一带修边堡,从此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一传说有其历史背景。金朝为了防备北方诸多蒙古部族的侵扰,曾大规模地修筑界壕,界壕是包括城墙、壕沟以及边堡在内的立体防御体系,也就是金代的长城。由于界壕的修筑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萨吉尔迪汗率领的契丹人可能就是被金朝强迫征发而来的。

 “达斡尔昔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地方，有萨吉哈尔迪汗者，达斡尔之部长也，避兵阖族徙居黑龙江。萨吉哈尔迪汗领部众避兵燹迁至黑龙江上游，其一半部民粮尽力疲，留于该地。萨吉哈尔迪汗又领其一半部民西行，然而其去向阒寂无闻。此方留住者，内分数十姓，自鄂嫩河口以下沿江择地，分屯聚居，又设木城数座，以备外虞，建设房院，种田狩猎为生活计”（《达斡尔民族志稿》钦同普著）。萨克哈尔迪汗是达斡尔族历史传说中的一位带有传奇性的英杰领袖。关于他的传说很多，而且在达斡尔族群众中几乎家喻户晓，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在达斡尔族供奉神灵的祭词中有这样的词，大意是：“原籍在‘哈拉木伦’，本源在‘西拉木伦’”。这也给考查达斡尔族的历史踪迹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从《辽史》中发现不少契丹语汇与达斡尔语汇有相同和相近之处，达斡尔语中“长”(“首长”的“长”)一词是因袭契丹语,“兔”、“乌鸦”与契丹语相同,“马”、“山羊”、“蛇”、“狗”等词源于契丹语,“仲”、“冬”、“族”等词的发音达斡尔语与契丹语相同或相近。他据此得出结论:“像‘马’、‘山羊’、‘狗’、‘兔’等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最常用的语词,很难用借词来解释,它必然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达斡尔族是元灭金之后,由留居当地的契丹人逐步发展起来的。”

达斡尔族的传说、语言、习俗等,都与契丹族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方面，古契丹族与清代达斡尔族也存在着共同之处。辽代朝廷和民间有泼水祈雨之祭，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唯独达斡尔族保留着泼水祈雨的习俗；达斡尔族烧饭致祭和骨卜，也同契丹遗俗；曲棍球运动是我国各民族中唯达斡尔族独自保留并广泛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辽代朝野普遍盛行类似运动，在《辽史》中称为“击鞠”，下端弯曲的击球棍叫“月杖”。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鱼方式与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族至今保持同姓不通婚的习俗与契丹族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式与契丹族的祭天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与契丹族都信奉萨满教。

综上所述，这些都为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另外，也许不能简单地说达斡尔是“契丹后裔”，恰当的说法是“达斡尔与契丹同源”（实际上，也有很多学者不承认达斡尔是契丹后裔，但多数都承认契丹和达斡尔的亲密关系）。此外，还有达斡尔族为蒙古分支以及达斡尔族自古就是独立发展的民族两种观点。 契丹、达斡尔、蒙古、鲜卑等民族都起源于大兴安岭地区，都可以说是同源的。 契丹民族是从大兴安岭南下到辽河上游草原地区后才最终形成的。留在大兴安岭地区的部落形成了蒙古、达斡尔等其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