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不断发展，到18世纪，那达慕逐渐演变为有组织、成规模、包括“男儿三艺”全部活动内容的群众性文化娱乐集会。据记载，从雍正八年(1730年)起,巴林右旗13个寺庙的千余名喇嘛一年一度集中到大板荟福寺举办“六月庙会”。届时，既举行隆重的法事典礼,也开展群体性的民族文化、体育和物资交流活,京、津、通辽、赤峰等地商贩云集大阪,赶庙会者络绎不绝。昭乌达盟各旗均选派快马、走马、摔跤手、弓箭手、蒙古象棋手参加比赛,成为颇具规模的那达慕大会，场面壮观，热闹非凡。

乾隆年间,阿拉善第三代王爷罗布桑多尔济娶清朝公主为福晋,晋升为的亲王,为了庆祝,于乾隆三十年(1766年)举行庆典集会,根据蒙古族古老传统,将集会称之为“乌日森耐亦日”。盛会聚集牧人成千上万,搭建毡包数百顶,全旗八个苏木的百姓及衙门的协理、管旗章京等官员全部出动,以苏木为单位组织三项游艺训练,从数百对摔跤手和数百名弓箭手中选出32名摔跤手,120名射手进行比赛，又从数百匹骏马中选出80匹快马举行赛事。在“乌日森耐亦日”喜庆仪式上,歌手和乐手向王爷、福晋奏乐献歌,之后举行好汉三艺比赛：赛马、射箭、摔跤。

当时，参加比赛的马匹全部为公马，所以又称“赛公马”。比赛开始，80名骑手扬鞭策马，身姿矫健；80匹快马如离弦之箭，奔腾向前，马蹄声、呐喊声汇成一片，排山倒海，动地而来，呼啸而去，犹如当年蒙古骑兵冲锋陷阵壮观场面的再现。比赛结束，前30名列入名次,获得奖励，对冠军马则吟诵《公马祝词》，加以赞赏和祝福。射箭比赛为骑射,规定每人驰射三次,视九靶射中多寡排出名次。射手们一个个身怀绝技，催马张弓，在高速奔驰中将一支支箭矢射向靶心。优胜者得到人们由衷的景仰，冠军更是得到九种奖品,歌手向他吟诵起《弓箭手赞》。摔跤比赛为无坎肩摔跤,摔跤手们跳着鹰舞出场亮相，个个膀大腰圆，体格健硕。比赛开始，他们捉对厮杀，赛场上顿时龙腾虎跃，气氛热烈。当冠、亚军跳过鹰舞，昂首挺胸走来时，歌手对他们吟诵《无坎肩摔跤祝词》加以赞颂。冠军获得大绵羯羊等九种奖品。

为了使庆典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还举行了“小乌日森耐亦日”三项游艺竞技,即骟马速度赛、喇嘛骑射和无坎肩摔跤。最后，白须老人表演摔跤，把活动再次推向高潮。

这次“乌日森耐亦日”庆典活动,虽然没有被称作“那达慕”,但却全面、生动地反映了蒙古族早期形式完善的那达慕活动的盛况,并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当时，如上所述的庙会、庆典活动以及祭祀敖包活动,在内外蒙古各札萨克旗自然不是绝无仅有，如在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各旗就一直盛行那达慕活动。各地不断举办的那达慕活动促使典型的那达慕活动日益成熟完善。

3.1.2清末、民国年间那达慕的衰落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蒙古族人民也随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举办那达慕盛会也成为一种奢望。清末蒙古族文人罗布桑却丹在他的著作《蒙古风俗鉴》中记述了传统祭敖包活动在当时的衰落情况：这种风俗的衰败,始自咸丰年间,那时蒙古地区盗贼丛生,民不安生。到光绪十八年(1891年),‘红帽子’贼群起造反,使蒙古人越发穷困。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侵略者大肆虏掠哲盟地区的牲畜，蒙古族地区民不聊生。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垮台后,军阀从热河、奉天(沈阳)派兵进入蒙古族地区,任意掠夺财产,破坏寺庙。长年累月的蹂躏掠夺,使蒙古人民更加穷困潦倒,连饭也吃不上了,哪能去办什么娱乐盛会!而那些诺颜们只知听天由命,苟且享受,什么国家民族的耻辱、命运，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祭敖包活动就再也无法兴盛了。通过罗布桑却丹的记述，我们可以想见，在那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除了祭敖包活动无法兴盛外，其他大型群众活动如佛事、庙会等等也都会迅速走向衰落。那达慕历来是这些大型群众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祭敖包、佛事、庙会的逐渐消失，意味着那达慕活动也只能沦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