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北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国内各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共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各族人民之间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俩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这是不以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元代,国内各民族都统一在元朝中央朝廷的管辖之下,以蒙古贵族为首的联合色目豪贾、汉族地主及其他各族上层分子的封建政权,为着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在全国各地开辟驿道,建置站赤,敲立行省,实行“移民实边”和“屯田”,大量蒙古人、色目人内迁,大批汉族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赴边,为各族人民交流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交流科学文化知识,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经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和友好关系的巩固与发展。本文拟就元代蒙、维吾尔、藏等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作一阐述。

元代西北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

文化上的学习
除经济联系的加强外,在元代,汉族与西北各少数民族也在文化上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形成文化大交流的局面。当时,有大批的蒙古人和畏吾儿人内迁。其中一部分是中、小贵族,他们来到内地,当上路府州县的长官,即随官定居。任满以后,大都不返原籍。
而更多的是随镇戍军到内地来的平民,他们在各地屯田农耕,向汉族劳动人民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然后也大多留居下来。这些内迁的蒙古人、畏吾儿人在内地安家落户后,长期与当地汉人杂居一起,年深日久便慢慢改变了原来的风俗习惯,以至于与汉人通婚,取汉人姓氏,吸收汉族文化、习汉文学,有的成了儒者或文学家。同时,汉族人民也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成果,达到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突出事例,便是蒙古文字的创制。蒙古初起时,对先进文化的吸收,采取积极的态度。一二O九年高昌畏吾儿归附成吉思汗后,畏吾儿人中有材艺的都被罗致来,“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远在成吉思汗时代,就曾救令塔塔统阿依据畏吾儿字母,拼写蒙古语,教育贵族子弟。即所谓“教太子褚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元代西北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

所以元世祖说:“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逞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后来的有学术的畏吾儿人,也受到元朝统治者的赏歉。如命令诸皇子跟哈喇亦哈赤北鲁“受学”,让岳磷帖穆尔去“训导”诸王子。撒吉思也当上了斡真的“必朗赤”(文书官)兼领王傅。
中统元年元世祖又授权给藏人八思巴,让他根据藏文字母,按汉人方块字格式创制八思巴字(即蒙古新字)。据说“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于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全国。这两种文字的创作,是维吾尔、蒙、藏三族文化交流的最好例证。
移居内地的蒙古人、畏吾儿人中的上层分子,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为了推护其统治,也不得不适应汉族地区的水平,觅求新的统治工具,或寻找上爬的阶梯,于是很多人接受了汉族儒学家的影响,变成儒者;更有很多人工于文学,成为著名的诗人或文学家。他们的作品曾盛极一时,有的且流传至今。著名的“马好经史,手不释卷”的畏吾儿人廉希宪,有“廉孟子”之誉,又是元代唯一的“理学名臣”。

元代西北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

西夏人高智耀的儒术,也受到忽必烈的器重。不忽木及其两个儿子回回和蝮噢都博览群书;嘎嘎还是出名的大书法家,“善真行草书,款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犊片抵,人争宝之,不趣金玉”。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在任职云南期间,也曾“创建孔子庙、明愉堂,购翘史,授学田”,以推崇儒术。
世为雍古部的马祖常则是显赫一时的大诗人,“工于文章,宏瞻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傅者。”他的《石田集》一值流传至今。
畏吾儿人贯酸斋既是诗人又是散曲家,“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在他的影响下,“海盐腔”自成一派,所著《贯酸斋诗集》迄今仍为人们喜爱。其他如畏吾儿人窿都刺、楔哲蔫、楔玉立等,也是有名望的诗词家。他们分别有《雁门集》、《契玉立待集》、《魂世玉集》等著作流传于世。特别是窿都刺的作品,享有更高的声誉,“其诗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

元代西北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

对汉族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西北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也随着他们移居内地而传入,对汉族产生了影响,丰富了祖国的科学文化艺术宝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西北各民族的史学家,参与了《辽史》、《金史》、《宋史》的编纂工作。除三书的监修官是蒙古人脱脱外,《辽史》纂修官四人中的第一个即畏吾儿人廉惠山海牙;提调官中有畏吾儿人楔哲篇。这三部断代史保存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史料,他们个人的学术对这三部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当时,礼部之下没有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即西夏)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不少兄弟民族的音乐家受到了汉族人民的高度赞赏。人们称簧畏吾儿人唐仁祖“尤邃音律”,对畏吾儿僧人背背的评语是“习二十弦(即笙筱),悉以铜为弦,乐工告不能用也”。不仅如此,汉族的艺人也进入各民族地区,在畏吾儿人的葡萄园中,“侏儒技乐,告中州(即汉族)人士”。通过以上不同的方式,使各民族与汉族的音乐艺术得以交流和融合。

元代西北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

三、西北各民族的翻译家,儒学经籍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进一步促进了各族人民的文化大交流。今有史可据者,如畏吾儿人阿鲁浑窿理,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樟、方技之说,蒙文、藏文,并且以畏吾儿字译西番(藏文)经论。
安藏精通儒学,曾将《尚书》、《贞观政要》、《申鉴》、《资治通鉴》、《本草》等著作从汉文释成畏吾儿文,扩大了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对兄弟民族的影响。还有一位著名的畏吾儿翻译家必兰纳撤理,通晓畏吾儿文、蒙文、藏文、汉文。他从汉文、藏文译的佛经达五、六种之多。
四、兄弟民族的建筑艺术对汉族也有影响,八思巴字和汉字。现存的安阳白塔等,也都是汉族吸收西藏建筑艺术风格的最好见证。

元代西北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

畏吾儿地区的哈喇火州、别失八里、斡端等地,亦为著名的商城。不仅那里的商人纷纷来到内地,而且有中原的商人到那里去行商。他们对交流畏吾儿地区与内地的产品,起了媒介的作用。
在成吉思汗时代,畏吾儿商人就贩卖粮食出入蒙古地区,“面出阴山之后二千余里,西域人贾胡以秦驼负至”。尤其是田姓畏吾儿商人,他们甚至出没于中原各省,所谓“且回骼(即畏吾儿)有田姓者,院于财,商贩巨万,往来山东、河北”。这些贸易活动也促进了汉族与畏吾儿族人民的物资交流,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对于藏族,忽必烈于一二七七年(至元十四年)“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西藏地区劳动人民与内地汉族人民进行产品交换的机会多了起来,他们可以自由交易所需的物品。同时,还有许多奉诏出使西藏的使者,“附带碧甸子、铜器、椀谍、靴履装、驮铺,以营市利”。

元代西北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结语
元朝是我们伟大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时期。由于全国大一统,为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准备了条件,促进了西北各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又推动了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提高,同时也加强了彼此间的传统友谊和祖国的统一。

元代西北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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