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八旗兵比起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应差距不大，但是蒙古人有了火器加持，情况就不一样了。

清朝前期的蒙古问题，非在东蒙古，而在西蒙古。这时漠南、漠北蒙古皆己归顺，惟厄鲁特蒙古恃其强盛，四出劫掠，与清朝为敌。历康、雍、乾三朝，经略漠西蒙古，然后平定之。厄鲁特蒙古中尤以准噶尔部最为强盛，它内部侵凌卫拉特其余各部，外部更与周边各民族为敌，不惜发动战争以获取利益。

自成吉思汗时起，蒙古族就以骑射著称于世。骑兵是蒙古族的主要兵种，准噶尔继承了这一传统，“大多数蒙人自幼即习于马上生活，不惯步行，所以长途跋涉实力彼等所短，然其骑术甚精，老幼皆能纵马疾驰，是行数百里，为极寻常之事。”无论是从蒙古马的训练还是对骑兵的培训上，蒙古族都具有先天优势，拥有着比其他军队素质都要高的骑兵队伍。

甚至清政府因“准夷专恃骑，我兵制智谋必步兵骑兼用，而岳钟琪主用车，非沟堑沙碳所宜。”而将岳钟琪拘于兵部，并取消车战，由此可以看出准噶尔骑兵的强盛。在游牧民族中，由于蒙古马的放牧、狩猎、串包等均在草原上，这就驯养了蒙古马的高速、敏捷、耐力强等特点。准噶尔士兵往往是一人数马称为副马，在行军中倒换脚力，使马力不疲，以保持充足体力冲锋陷阵。

准噶尔以轻骑兵为主，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是其主要特点，这和蒙古族的游牧特性有关，蒙古草原也适合轻骑兵作战，能充分发挥其来如狂庵、去似闪电的特长。骑兵的来源是由部族中的中等户敦达库蒙组成，他们战时充当膘骑兵、装兜兵及装甲兵等。

“都呼拉哈即胃也，形同内地，或施铁皮于胃前以障面，仅露两目”铠甲大多数是由准噶尔手工作坊制作，“作小连环琐子甲，轻便如衣，射可穿，则杀工匠”，铠甲重量的减少，就相应增加了准噶尔骑兵在马上动作的灵活性，而严格的检测系统，更保证了铠甲的质量。工匠的来源有三:从部族外请来的，“巴图尔挥台吉还从外面请来木匠、石匠、铁匠、铠匠等手工业者进行各种制作”；也有战争掠夺过来的—这是蒙古族的传统，成吉思汗西征屠城时，工匠就在不杀者之列；还有本部族的原有工匠。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专门的铠甲制作者—铠匠作为一种独立的工种出现。

火器方面，比起当时东部蒙古各部落“弓马骑射”的风格，同为蒙古骑兵的准噶尔军队，却早已实现了“弓箭换枪”。清朝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的乌兰布通大战上，准噶尔军队就敢部署“驼城”，其上万火枪手以“驼城”为掩体，向冲锋的清军发起凶猛火力打击。目睹此战的法国传教士白晋的形容：“厄鲁特（准噶尔）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康熙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

而到了四十年后的清朝雍正年间，再扯叛旗的准噶尔汗国，其更加升级的火器装备，竟对清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准噶尔军队装备的“赞巴拉克火枪”和“骆驼炮”等先进火器，令清军多次疲于招架。清朝名将岳钟琪叹息道，准噶尔军队的重型火枪，不但远胜清军火枪，甚至比清军的轻型野战火炮还狠。双方的巨大差距，简直是“我子母炮（清军野战炮）击远轻便不及贼之大鸟枪（准噶尔火枪）。”

在与清朝交战的同时，准噶尔部与俄罗斯帝国也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当时俄国在额尔齐斯河设置了不少军事要塞，侵占准噶尔的领地。1715年，准噶尔与沙俄在亚梅什交战，歼灭俄军1千多人，沉重打击了俄国的侵略气焰。

准噶尔正是有了速度快、耐力强的蒙古马和轻便、坚固的铠甲这样的承载体，再配合着新式火器的使用，训练有素的准噶尔骑兵沿用成吉思汗之前就已娴熟的一击不中即而远逝的游牧民族古老战术，满清根本不是对手，若非满清入关后庞大的综合国力，以及后期准噶尔内部动荡，历史将改写。

游牧帝国都有一个致命短板，它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随着噶尔丹策零病死，1745年汗国陷入争权夺位的内乱之中，清朝乾隆帝看到了机会，再次对准噶尔用兵，于1755年活捉准噶尔汗达瓦齐，强盛一时、称霸中亚的准噶尔汗国至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