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前期对沙俄和准噶尔的战争中，满清就已见识到新型火器的巨大威力，并且曾经积极引进和发展。

对阵准噶尔时，满清惊讶地发现，比起当时蒙古各部落“弓马骑射”的风格，同为蒙古骑兵的准噶尔军队，却早已实现了“弓箭换枪”。清朝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的乌兰布通大战上，准噶尔军队就敢部署“驼城”，其上万火枪手以“驼城”为掩体，向冲锋的清军发起凶猛火力打击。目睹此战的法国传教士白晋的形容：“厄鲁特（准噶尔）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康熙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

而到了四十年后的清朝雍正年间，再扯叛旗的准噶尔汗国，其更加升级的火器装备，竟对清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准噶尔军队装备的“赞巴拉克火枪”和“骆驼炮”等先进火器，令清军多次疲于招架。以清朝名将岳钟琪的叹息，准噶尔军队的重型火枪，不但远胜清军火枪，甚至比清军的轻型野战火炮还狠。双方的巨大差距，简直是“我子母炮（清军野战炮）击远轻便不及贼之大鸟枪（准噶尔火枪）。”

也正是凭借这绝对优势，雍正年间的和通泊战役里，准噶尔军队才能集结优势兵力装备，成建制吃掉清军傅尔丹部的近七千精锐，叫“康乾盛世”时代的清王朝，遭受了自顺治年间衡阳战役后，八旗的最惨痛一败。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游牧汗国”的准噶尔汗国，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装备水准？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准噶尔汗国良好的地理优势。

乍一看去，准噶尔的地盘，属于“贫瘠的西北地区”，但事实上，却是发展火器的风水宝地。其境内不但有肥美的水草地和繁荣的商业，西部毗邻的中亚地区，也正是火器发展的重要时期。从16世纪起，中亚列国就纷纷更新火器装备，火器贸易更是红红火火。中亚的撒马尔罕和安集延等城市，都是知名的“军火重镇”，长期在中亚作战的准噶尔军，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战争和贸易等手段，源源不断拿到精良装备。

所以，早在清朝康熙年间时，当时的准噶尔军队，就与普通蒙古军队截然不同，相反有着中亚国家军队的烙印。以《秦边纪略》记载：准噶尔军队的火器战术，就完全复制乌兹别克人“先鸟炮，次射，次击刺”的套路。更有大批中亚火器工匠与精锐士兵，直接加入到准噶尔的作战部队里。这支兼有蒙古骑兵迅烈特点和中亚国家犀利火力的劲旅，确是当时清王朝的劲敌。

第二个原因，则是准噶尔汗国强大的手工业。

单靠购买和缴获，当然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火器部队。而准噶尔汗国在这事儿上，更是画风清奇：不但有发达的农业，更有成熟的手工业，特别是其军工产业，技术水准更是极高。

以《西域图志》的形容说，准噶尔的军工业十分发达，比如“其铁最良”，发达的冶铁业，也让准噶尔有雄厚底气铸造枪炮。准噶尔的枪炮产业，更是突飞猛进，不但能够自主制造各类枪支弹药，且专门从事制造枪炮的工匠，就多达六七千户。故宫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珍藏的“厄鲁特鸟枪”（准噶尔自制火枪），还装有避风雨的枪盖，制作工艺十分精良，见证了准噶尔工匠的水准。

甚至，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即准噶尔汗国已经覆灭五年后，清王朝依然根据举报，一次性就从昔日准噶尔故地伊塞克湖畔，挖出准噶尔埋藏的“冲天炮四，冲天炮筒八，大小炮子万余”。如此强大的规模生产能力，足以把先进的火器，批量装备准噶尔大军。

而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者们，对火器装备如饥似渴的学习态度。从噶尔丹时代开始，准噶尔更找到了一条快速发展火器装备的捷径：利用战俘。

《准噶尔汗国史》记载：单是在伊塞克湖边，给准噶尔人冶铁开矿的俄国战俘，就有一百多人。他们给准噶尔人带来了爆炸力更强的火药配方，教会了准噶尔人熔炉冶炼等技术，许多代表当时俄军水准的枪炮武器，也在他们的指导下陆续造出。

这些战俘们如此卖力，正因准噶尔统治者们的优厚政策：只要能造出硬家伙，不但能在准噶尔享受优厚的地位待遇，甚至还能重获自由回家。比如瑞典人雷纳特，这位曾经的瑞典炮兵准尉，因战争被俄军俘虏，然后又在亚梅什湖战役里被准噶尔俘虏，然后因一手火器技术，他被准噶尔奉为上宾，在之后的十七年里，把西欧的野战火器技术带给了准噶尔人。之后也重获自由，赚得盆满钵满后返回瑞典。

可以说，正是这种开放的学习态度，让准噶尔军队的火力，一度对清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而雍正年间的清王朝，也愤然开始急起直追：在雍正皇帝的全力投入下，清王朝在北京和西安设立作坊，把缴获的准噶尔火器掰碎了研究，终于成功开发出了各种新型火器，实现了对准噶尔军队的火力逆袭。多年后乾隆年间的清军，能够成功平定准噶尔，打赢这场捍卫国家统一的战争，就有那些清朝军工人员的心血。

单看清王朝与准噶尔汗国间，数十年战争里的此消彼长，就可知核心技术强国，是何等重要的道理。可惜见证这个道理的清王朝，接下来却走上“弓马骑射”的老路，终于在鸦片战争里，面对更强大的对手，蒙受了战败的耻辱。

从辉煌到耻辱，大清的差距，不在几杆枪炮，而是理念的缺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狂妄自大，最终是落后挨打，后人要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