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对于不同时期的文献研究，发现：在1990年以前，学界更加关注蒙古族语言本身，对于蒙古族语言使用的情况几乎没有涉及。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开始出现关于蒙古族语言使用的调查，同时分析其使用的特点。2000年以后，关于蒙古族语言的调查逐渐增多，内容更加丰富，呈现人群多样化、地区多样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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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蒙古语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的调查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蒙古族语言使用的调查时，主要研究地区为蒙古族聚居区或或杂居区的单一地区，并且注重对于蒙古语使用的特点分析。

吉日木图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的语言使用情况简述》（1996）中这样写道，历史延至今天，河南蒙古族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母语和文字，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虽然还说蒙古语。但缺乏现代蒙古语的特色，而且中古语言风格较浓，并夹杂着不少藏语词汇。

何日莫奇的《散杂居地区蒙古语的使用和发展》（1997）有这样的叙述：对W姓第一代的调查中了解到了，他们特别热爱本民族的语言，对子女是否说本族语言总是特别在意，有时在家中或某些特定场合强行要求子女说蒙古话。W姓第二代，会说蒙古语，但不以蒙古语为日常用语和交际用语。散居范围在不断扩大，蒙古语的使用密度呈等高线环带状分布；散居区使用蒙古语言的流利程度与使用者年龄成正比；户型结构对蒙古语的传承作用。

贾晞儒的《试论新形势下海西蒙古族的语言观念》（1997年）等也对蒙古族语言使用进行了探究。

2000年以后，相关研究更加注重原因的探究，在地域上也顺应时代发展，转向对于都市的研究。

包桂花的《阜蒙县蒙古族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年长者蒙古语言能力较之年轻者更好，年轻人对于蒙古语“越来越陌生”，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包括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发展，政治上官方语言的选择，教育上的双语教学等。

包冬梅在《谈城市散居蒙古族青年家庭内部语言的变化———以北京为例》（2011）中对北京地区蒙古族家庭蒙语使用情况进行了阐述，在北京散居的蒙古族青年进京前后的语言使用，尤其是家庭语言使用在逐渐发生变化:
同父辈的语言交际仍以蒙古语为主;
与同辈和下一代的语言交际中，出现了“一减两增多”现象。即，使用母语交流的人在减少;
而使用蒙、汉双语和单纯汉语的人数在逐渐增多，此现象在与下一代的语言交际中显得尤为突出。

邬美丽和张瑞芳的《内蒙古达拉特旗散居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2006），邹越华《黑龙江省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探析》（2002），宝玉柱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2007）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于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在地域上，蒙古语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的调查，主要集中于一个地方，或蒙古族聚居区，或蒙古族杂居区，或大城市（北京、上海等），缺少对于两种不同地区之间横向对比的研究，而我们的研究选址，地区内包含蒙古族聚居区，也包含蒙古族杂居区，可以形成两种居住状态居民的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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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蒙古语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的调查

在早期的蒙古语使用现状调查中，学者们普遍关注蒙古语的在地区各年龄段的整体使用情况，对于某些特定人却缺少必要的关注。

2000年以后，学者们开始给予语言传承中的主力军——青少年主要关注。一些学者关注蒙古族语言在基础教育中，主要是在中小学的使用情况。《蒙语授课基础教育的现状、问题与趋势研究》（苏日娜，2005）指出，无论是接受蒙语授课的愿望还是从蒙语授课基础教育的发展的客观现实看，蒙语授课基础教育都呈现一种衰退的趋势。作者认为，对于当前情况我们需理性看待，“不强制学习但也不主张放弃”，发展民族教育。

《扎赉特旗蒙语授课基础教育现状研究》（金荣，2007），《科尔沁左翼后旗蒙语授课中小学蒙古语使用情况》（金荣，2010）等文献中也对不同地区的蒙语授课基础教育进行调查研究，纷纷指出当前蒙语教育退化是不容乐观的事实。

另一部分学者走出校园，关注在离开家乡，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蒙古族青年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

《北京市典型蒙语社区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郭蕊等，2007）中指出，北京地区蒙古族的语言使用情况是社会语言环境、单位语言社区及家庭语言环境三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语言环境的影响远大于另两者，而且时间因素的影响也非常大。

英君在《蒙古族青年的语言态度研究》（2011）中指出，蒙古族青年非常热爱自己的语言，对于蒙古语有着高于汉语的情感认知，对普通话的评价也比较高，同时积极肯定蒙汉双语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