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力强盛，吞金灭宋，建立元朝。何以不足百年而亡？试就有关史实作一评述。

元世祖忽必烈继承先人的遗业，乘宋室的丧乱，以武力统一中国建国建制，当时元代版图之大，国力之盛，如日中天，正是蒙古大帝国的全盛时代，但亦已预伏下一切败亡的危机，致蒙古在中国的政权，不足一百年。

促成元代速亡的原因，史家陈致平在《中华通史》归结为：「蒙古虽有战斗精神，而缺乏政治才能」，虽有许多宏图远谟，终究是心有余力不足，「发展的结果，是弄成元朝末年一团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他的分析十分正确。

首先，蒙古在中国政权，缺乏稳固基础，是蒙古速亡先天存在的因素。早在元建国之初，政治已开始腐败。忽必烈灭宋后，蒙古版图已横跨欧亚，但他仍不满足，故在位30多年，无岁不用兵，曾东征日本，出师安南、缅甸、爪哇等地，财用困竭，以致内用聚歛之臣，外兴无名之师，政风败坏，始终未能在文治上树立基础，因而政治亦未能上轨道。同时，蒙古虽长于军事，但缺乏政治组织能力。军力所到，只知破坏摧残，而不知组织控制。加上蒙古本无文字，至世祖始根据畏吾儿文创蒙古字，但未能通行全国。由于文字不统一，政令无法贯彻，中央、地方产生隔阂，于是产生「号令不常，有同儿戏」；「家自为政，人自为国」；「衙署纷杂，事不归一」的现象。政权既缺乏稳固基础，自难望长治久安。

其次是蒙古的统治政策出现偏差，激起汉人的反感、反抗，成为蒙古速亡的基本因素。蒙古藉武力入主中原，管治文化较高的汉人，自感困难，因此，便着眼维持蒙古统治阶层的特权与地位，对汉人施行武力统制，并以阶级和部族的划分作统治方案，充满了分化性、压制性的不安因素，终而民变扩大，结束在中国的统治，其错误政策与速亡关系的具体事项，有：

第一是实施歧视、遏制的民族政策，激起汉人民族意识的高涨。元政府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而汉人、南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均受遏制。中央及地方官之正职，一律由蒙古人担任，皇室卫队及枢密院之职位，汉人不得参与；在考试及法律上的待遇，又极不平等，科举考试，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题目难易与授官，均有不同，元朝的刑法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犯法，分属不同机关审治，且在量刑上也不平等：元律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只罚出征及付「烧埋钱」了事。又分人民职业为十等，把儒和丐同列，藉以打击士人的社会领袖地位。又为防止汉人、南人反抗元朝，禁止汉人、南人私藏兵器、禁止习武、夜行及聚众买卖。又立里甲之制，以蒙古人或喇嘛出任甲主，甲内一切均受其指挥，甲主之生活所需，由全甲人供给，藉以控制汉人。这系列的高压政策，激起汉人极度的怒忿，成为元的致命伤。

第二是厉行聚歛的经济政策，造成民穷财竭。世祖的好大喜功，为筹措军费，便先后任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专事聚歛，因而造成贪污刻薄的吏治，加速了元室的崩溃。此外，元代君主荒淫无度，又滥发赏赐，加上大规模的建设，致收支难以平衡，如武宗时，国家财政岁出竟超过岁入的十分之八，补救的办法，是一方面豫卖盐引，动用钞本，结果反而阻滞盐法和钞法，扰乱金融。国家人民都深受其害；另一方面是加税，致国家赋税逐年增加，到中叶以后，已增加至20倍。可是国家财政仍入不敷支，便乱发纸弊，造成物价飞涨，钞价大跌，致民穷财尽，于是引发广泛的民变。

第三是蒙古军事镇压政策过于严苛，激发汉人的反抗。蒙古人为防止汉人反叛，故在地方冲要之地，均以蒙古及探马赤军屯守；而驻防各地的驻军长官，长期驻守，故多与豪强结党，侵渔百姓，引起人民的反抗，终加入抗元行动。

第四是蒙古宗教政策之失当，致喇嘛祸国病民，民不堪命。蒙古人的宗教政策，虽採兼容并蓄的政策，但统治阶层却重视喇嘛僧，如世祖尊番僧八思巴为国师。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喇嘛教被尊为国教，僧侣地位极高，可获免赋役，而皇室在宗教上的花费佔国家收入过半。喇嘛更恃势横行，发掘民坟、强佔民田、没收良家子女为奴婢。他们的祸国病民行为，使民不堪命。

早在蒙古统治阶层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多杀戮」，又施行种种不合理的统治政策，自然激起人民的不断反抗。当时江南「盗贼所在蜂起」，所以在元初，就不断爆发民变。至元顺帝时，水旱、地震、山崩、黄河缺堤等灾害，相继发生，作物失收，飢民遍野，元政府又善后救援无方，于是民变扩大，促成元的速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