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古时期：

元朝时期盛行研究汉语语音学，并用正字编写了《蒙古字源》，力图以正字解释当时的汉字念法；就因为这样，给予研究语音学后代很好的研究基础。自中古以来，蒙古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历史文献。以历史家RAASH
PUNTSAG（Рааш.Пунцаг）为例，他研读中国历史，并从中探索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如何陈述有关蒙古游牧民族的部份。

蒙古的学者就在这样研究中国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以国家政策的过程当中，逐渐建立了自己对于中国文明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古老的汉学研究精神，至今依然延续着。

（三）新时期：

所谓新时期是指20世纪中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蒙中关系越来越改善，并已达到之前从所未有的良好关系。因此，有蒙古学者指出，蒙古需要更多得汉学专家。为了因应这个需求，政府派遣学者前往中国留学，第一批留学中国的学生包括，CH.DALAI（Ч.Далай）、SHOI.LUVSANJAV（Чой.Лувсанжав）、D.BANDIHUU（Д.
Бандихүү）、O.
ADIYA（O.
Адъяа）、L.MANLAJAV（Л.Маналжав）等。60年代初期，蒙古国立大学创立了蒙古语暨文学系，除培育蒙古语、文学老师之外，同时也培育俄文、中文、满文、英文、法文、德文老师及翻译员。蒙古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第一届学生有14位，该系所由当时留学中国之学者来担任老师的职位。

当时第一批赴中国留学的学者，回国之后除了从事教职以外，同时也进行汉学相关的研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研究汉语语音学等等。

（四）1960年代：

在这个时期，蒙古学者大量翻译中国新一代文学家鲁迅的作品，透过他的作品，让蒙古人民了解，建社新社会之中国面貌为何。当时的学者所翻的作品包括，D.BANDIHUU
（Д.
Бандихүү）、CHOI.LUVSANJAV（Чой.Лувсанжав）翻译了《长明灯》、《求乞者》；J.ARTOR（Ж.Артөр）翻译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U.LODODDAMBA（У.Лододамба）郭沫若的《上海印象》；D.DUNGER-YACHIL（Д.Дүнгэряачил）翻译了巴金的《家》等等。不过该时期的汉学研究除了翻译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之外，无任何其他进展。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时期仍有新的发展，也就是留学中国的开端，至此，蒙古汉学研究开始由留学中国的学者在进行。

蒙古汉学研究发展较为迅速是在70年代，政府积极的培育汉学专家、语言学家、翻译员等。1975年蒙古革命党党大会决议，将在国立大学外语学院开设中国文学系。就从此时开始，蒙古的汉学研究有了科学的基础，此时的汉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科学院东方研究以及隶属党中央之下的社会科学院纷纷开展。

到了1960与1970年代，由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当时的蒙古汉学研究专研文化大革命。此际汉学家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宣导文化革命的残酷无情。文革期间中国採取故意挑衅于蒙古国的政策，比如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会写，蒙古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完全的忽视了蒙古学者的历史研究。因此，蒙古国的汉学研究家都针对文化大革命与毛主义进行研究，批判其中的极端思想以及文革时期的各作品。蒙古内部并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及作品，回应中国当时的极端思想，并辩护蒙古国的历史事实。比如，ISH.JAMTS（Иш.Жамц）与D.MAAM（Д.
Маам）的《毛主义及毛派》（1974、1976）、CH.DALAI（Ч.Далай）的《中国发生事件之叙述》（1979），SH.BIRA（Иш.Бира）与N.ISHJAMTS（H
.Жамц）《毛派之扭曲蒙古共和国历史之事实》（1982）。

文革时期蒙古的汉学研究另一个着重点，为对中国少数民族之研究。文革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长期受到精神压力乃至于身体的伤害，因此，蒙古的汉学研究转向针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经历。从此蒙古汉学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就开始奠定了它的少数民族研究基础。主要的学者包括，D.MAAM（Д.Маам）、L.BEGZJAV（Л.Бэгзжав）、M.ZEENEE（М.Зээнээ）等。

文革时期蒙古的汉学家观察到中共的领导阶层进行的是民族沙文主义式的内政，并沿着边界研究内蒙古、新疆、宁夏、西藏，也有大量研究生都以这个题材为硕士论文题目，或进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

文革时期蒙古汉学研究另一个特色是，将中共内部发生的事件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放在一起研究，因为当时的蒙古也是共产主义国家，主要由当时的蒙古革命党之下的研究院负责进行相关的研究。

在这一时段（1960-1980）的蒙古汉学就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轴，但此时期的蒙古汉学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日益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该时期操持汉语的学者稀少，再加上当时的蒙古汉学研究在政府的监督之下，很难进行自由研究，偶有不慎便可能遭牢狱之灾。

（五）1990到至今：

随着蒙古走向民主化，中共採取开放政策，两国之间的关系日益改善，逐渐正常化，蒙古的汉学研究随之已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汉学研究的领域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细腻，专家学者数量也增加。

二、新一代的研究趋势、历史研究以及文学研究：

（一）历史研究部份：

蒙古的中国历史研究所经历的演变极为特别，蒙古和中国对于历史观点有许多不同看法，因此，蒙古的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过程当中，一定会牵涉到与蒙中历史关系的部份。在这里首先可以提到的是研究与蒙古有关的中国古代、中世纪历史文献，相关的作品有J.BAYASAKH（Ж.Баясах）.”对13世纪蒙古历史相关的中文文献”南宋使节记”的研究，这是13世纪蒙古族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