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志碑传看元代蒙古色目女子的汉化及其相关问题

张斐怡

前言：研究动机

关于元代的蒙古、色目族群汉化的问题，前辈学者已有相当多的精彩论述。他们在说明异族汉化的现象之余，也曾说明这些汉化的事蹟，并不能証明他们已经同化于汉族。事实上，征服民族同化于汉族，是在征服王朝崩溃之后，才有可能发生。

然而，在检视元代非汉族女子的墓志碑传时，笔者却发现：不论是前期或后期的作品中，既没有任何蒙古、色目习俗留存的记载，并且她们是以符合汉人社会秩序的形象，展现在阅读者的面前。因此，在爬梳过这些墓志碑传的文字记载之后，做为今日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说明这些女性在入居中原后，在生活上被汉族社会完全同化了吗？

墓志碑传中非汉族妇女个人的德行

首先，从蒙古、色目妇女，被记载的个人德行及生活谈起。本文所採之九篇墓志碑中，梳理这些女性墓主被彰显的妇德，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中三位曾受汉式的女子教育，能读写汉字。一位是奉姑甚谨及刲股疗夫的孝行令人感动。一位为是在丈夫过世之后，仍持家、教子有法。另外四位，则是守寡超过三十年（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并得到蒙元朝廷以「贞节」之名旌表的妇女。

这每一个项目，均是符合《列女传》、《女诫》编纂成书之后的传统，特别是北宋以降士大夫们在妇女问题上所秉持的伦理观与秩序意识。

非汉族妇女的家庭背景

蒙古、色目人在意识型态或生活习惯的汉化，往往与父系、母系均有深切的关系，尤其妇女还加入与夫家的讨论。在女性墓志碑传中，往往可以延伸而得知二至四个家族的世系及其汉化的情况，比男性的二个至三个要来得丰富。是故，在讨论非汉族个人及家族的汉化与否时，女性的墓志碑传变得较男性的相关资料来得更有意义。

因此，在了解妇女个人的德行与生活态度之后，还可观察这些妇女的家庭背景，是否也有相同的汉化事蹟。上述曾习汉文书籍的女性，她们的家庭均有明显的汉化事蹟，例如家族成员中有三至六人折桂、与汉族士人诗文唱和，或深入道教的信仰等。其次，可能略受汉文化影响者，例如夫家为女真家庭、本家母亲为汉人、嫁入汉人家庭、夫家母亲为汉人等。分为第三类的家族中，则是完全没有受汉文化影响的记录及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