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康熙帝突然心血来潮，向位居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张鹏翮询问：“流贼张献忠入蜀，杀戮甚惨，蜀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

张鹏翮本身就是蜀人，他的原籍是在四川潼川州遂宁县黑柏沟（今四川省蓬溪县），听了皇帝发问，赶紧“喳”的一声跪下，两手甩袖，响亮地答：“无有记其事之书籍。”

康熙帝阴恻恻一笑，说：“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蜀时计，彼时其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

康熙帝说得不错，张鹏翮的父亲张烺出生于天启七年（1627年），身逢乱世，见证了明清交替之变，并且又熟习文墨，正适合叙述张献忠屠蜀之事。

张鹏翮没办法，回家向老父亲秉述了皇帝的旨意。

张烺义不容辞，挥毫泼墨，用了两年时间写成《烬余录》一书，由儿子张鹏翮缮疏上闻，尽述自己在明清之际八十余年见闻，其中对张献忠据蜀记载极详，实为最可信、最珍贵的亲闻、亲见、亲历的“三亲”史料，对研究明史、清史、中国战争史、中国人口史均极有价值。

时间将近过了两百年，即清朝末年，社会上突然又冒出了一部书名同为《烬余录》的奇书，著作者却不是张烺，而是徐大焯；书中内容记的不是明末清初事，而是北、南两宋之事。

之前，谁也没听说过“徐大焯”这个名字。

但在这本同样名为《烬余录》的书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个“徐大焯”是个“南宋苏州城北遗民”。

徐大焯版《烬余录》共分两卷，甲编所记内容自称大半出自其先世笔记，多奇谈怪论；乙编则尽记吴中之事，但却与《吴郡志》、《中吴纪闻》里面的记载对不上号，让人生疑。

略举几例。

数百年来，人们对宋初“烛影斧声”奇案说法不一，云锁雾罩，不得要领。

徐大焯版《烬余录》却写得言之凿凿，而且香艳生动：宋太祖赵匡胤病重，其弟赵光义前来探病，垂涎于在病榻前侍候病人的妃子花蕊夫人，一时冲动，欲行不轨，结果惊醒了沉睡中的皇帝哥哥，赵光义不得已，痛下杀手……

读过演义小说《说唐》的人，一望而知这故事是抄自杨广在隋文帝病榻前逼奸宣华夫人的桥段，手法实在低劣。

还有，徐大焯版《烬余录》模有样地叙述了一通北宋杨家将的事迹，但其中“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世称杨家将”一句，一下子就暴露了其作伪的老底。

查宋人《隆平集》及《宋史.杨业传》可知，杨延昭的儿子名叫杨文广，杨宗保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事迹，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年间熊大木所著英雄传奇小说《北宋志传》，杨宗保和穆桂英均属明朝人的虚构。

那么，这个自称南宋苏州的“城北遗民”徐大焯，身份可疑。

近代众多学者经过考证，一致认为这个徐大焯版《烬余录》其实是一本伪书，当是清末革命党为宣扬大汉族主义所作伪物。

但徐大焯版《烬余录》现世之初，很多人都以为它和张烺版《烬余录》一样，是最可信、最珍贵的亲闻、亲见、亲历的“三亲”史料，是对研究宋史、元史、中国战争史、中国人口史都极有价值的珍贵史料，对其中所说事件深信不疑。

比如，其中写的蒙古兵杀戮苏州无辜百姓的描述，称：“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稚童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乱后捡骨十余万，葬于桃坞西北周书桥，题名曰万忠。”

读了这条，大家都会异口同声齐骂蒙古鞑子伤天害理，没有人性。

又比如，徐大焯版《烬余录》中又说：“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鼎革后，城乡遍设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

按照这一条文的说法，说的是由宋入元后，城乡都实施保甲制，每二十户为一甲，由蒙古人担任甲主。这个甲主在自己管辖的甲户中作威作福、奴人妻女，为所欲为。

这则“记载”已经够人们义愤填膺的了，偏偏，人们在口耳转述时，又添油加醋上许多猛料，最后被加工为这样的说法：蒙古人在数量上远少于汉人，为了能在数量上迅速提高，他们出台了一个恶毒的政策，即实施保甲制，每二十户为一甲，由蒙古人担任甲主，这个甲主占有所管甲户汉族新娘的初夜权——汉族姑娘在新婚之内的三天时间内，新郎不许碰她，而必须送她伺候甲主三天，才允许迎归家里。蒙古人以为，这么一来，这个汉族姑娘生下的孩子就带有了蒙古人的血统，长此以往，蒙古人的数量就可以接近汉族人了。但汉族人为了粉碎蒙古人这一梦想，但凡新娘生下的第一胎孩子，都统统摔死……

这，真是一项骇人听闻的恶性政策！

清朝末年的无数汉人听了这一恶性政策，无不羞愤交加。

有些血性男儿，甚至因为这个，血管差点要气爆，恨不得马上拎起刀子去替祖先报仇。

但是，这样的“记录”、这样的传闻，谬误极多，根本就经不起推敲。

比如第一条提到的“乱后捡骨十余万”，根本就是虚妄之词。

当初，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南宋，曾下诏令：“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勿得妄加杀掠。”并且叮嘱南征军统帅伯颜说：“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所以，元军在江南杀戮并不重，各地大多望风归降。

而且，查《元史•伯颜传》可知，苏州“都统王邦杰，通判王矩之率众出降”，根本就没发生有徐大焯版《烬余录》中写的笼城战。

至于第二条，史学家李则芬曾指出说：“考里甲组织是明代制度（始于洪武十四年），元代根本无此制。元代行的是乡社组织，其法以五十户为一社，以当地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社置常平义仓一，以社长主之。”

至于那个“一户蒙古人管理二十户汉人”的说法，另一史学家韩儒林举了个例：元代盛时的集庆路，也就是明朝的南京，共有22万5千4百户，其中蒙古户仅14户；镇江路有10万零65户，其中蒙古人仅29户。按照这些数字，根本就不可能是“一户蒙古人管理二十户汉人”，而应该是“每户蒙古人管理7600户汉人”，那么，数目巨大的“初夜权”，蒙古人是享用不过来的。

台湾著名蒙元史专家萧启庆先生更着眼于从全国人口进行统计，认为元代人口约为一亿两千万，而入居中原之蒙古族人至多是三十余万，以一亿两千万总人口中有一亿为汉人计，则汉蒙人口比例为3333333：1，以此悬殊之人口比例，“一户蒙古人管理二十户汉人”，实在是无法想象。

一句话，“一户蒙古人管理二十户汉人”的“保甲制”根本就不可能实施，“初夜权”的故事只能是天方奇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