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的羊圈
先说说狼的管理
现在流行用狼来说管理，我们也跟着一下潮流也说说狼的管理，当然，说狼总是免不了要说羊的。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到处都是羊，大家都没听说过有狼这种动物。羊群越来越大，那时候没有牧人，连人都还没进化出来。后来羊群就选出最有声望的头羊来做管理的工作。一开始管理羊群属于义务劳动，既要干自已的活，还要做义务领导。管得好不说，管得不好就被大家七嘴八舌地骂，所以，有的羊虽然德高望重的还不愿意干，甚至一听说要做头羊，就躲在深山里不肯出来。
后来，羊群越来越大了（至于羊群要达到什么规模，以及羊群规模与头羊依赖度的数学模型，羊的数学家们尚无准确结果），头羊的工作也越来越重要，它要管的事也越来越多，羊群也越来越依赖于头羊，没有它就成了万万不行的事。而且需要有其他羊辅助做服务工作，这也是管理的需要。头羊的距离也与羊群越来越远，慢慢地羊群对头羊只能靠传说来了解头羊的情况。
“听说吗？头羊大人昨天出巡了，人马浩浩荡荡，昨天羊二妈告诉我的。她就是因为躲闪不久，被御羊军大人用羊粪坨打到额头，肿起了这个大一个包！”
羊二妈的额头于是成了大家的参观对象，每只羊要带一束嫩草作为门票钱才能看得到。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越传越神，以后的故事也越来越可怕：
“听说头羊大人在宫里大发脾气，把羊侍女的脖子都咬断了。”
说话的羊还做了一个掰断的姿势，伴随着“咔嚓”一声。听者战战战兢兢，不断发出“咩咩”的惊叹声，更觉诚惶诚恐。
后来有确切的情况传了出来，头羊已经变成了一种叫“狼”的动物，而且这个名字是头羊钦定的。因为头羊自称是羊群的再生亲娘，因为已经是父系社会了，所以只取右边的“良”字。而左边的“犬”旁，则是让羊群都要知道它是牧羊之犬，万羊之主，天命所授，若有敢大逆不敬者辄咬杀之。
狼现在拥有御羊军，住在深宫中，出入前呼后拥。大堂上摆的有十八种炊具，鼎、簋、卣、瓮、鬲、豆等等，总之都是羊群读不出但听着就害怕的东西。因为不听话的羊就会被放在里面做成烤全羊、烧羊肉串、羊汤之类的、被狼称为“羹”的“美”味食品。
而群羊一开始被狼称为“羴”，后来嫌写起来累赘，改为“膻”字，就是很臭的意思，羊自然是有些膻味，而狼则没有。让狼不喜欢是很危险的事，所以，羊群都不敢靠狼太近。而且也不能聚众，聚众者就是犯了“羴”罪，也要送到鼎里去的。
从此以后，狼凌驾于众羊之上。众羊们也被狼御赐称为“群”，这个字是羊国课本第一课的第一个字。以前的“群”字写作“君”在“羊”上，因此，君踩羊头、君贵羊贱是天经地义的，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
狼的管理逐渐成熟。因为羊群们“没有任何借口”地要接受狼的指挥，因此狼的管理也特别得心应手。狼的管理也愈加精细，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羊群由原来的放养实现了圈养。每个羊圈都有一个到多个管理者，管理员也是羊，但是狼的代言人。
为狼管羊的羊也逐渐变成了狼，而且管理模式都差不多，这就是管理复制，这种管理模式被称为狼模式。狼模式有两个要点：一是狼是有权吃羊的。虽然这是废话，狼不吃羊就不叫狼，但还是需要声明的，这叫天赋狼权。二是羊要被狼吃的。这也是废话，受谁管被谁吃，更何况一个是羊一个是狼，但是也要声明的，因为羊还是很多的，万一羊群拱翻羊圈，那可是不好的；既使不拱翻羊圈，大家都咩咩叫嚎，造成影响也是不好的。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下级的狼还要受到上级狼的监管，每年还要完成上级狼的任务。上级的狼有权约束下级，最严厉的要求就是不允许随便吃羊，只允许吃发的羊，否则就叫腐败。
多吃多占的狼，一旦被上面的狼发现，就要被发配到宁古塔去，这当然很可怕。但是，能发现的又被查处的毕竟太少了，因为羊群实在太大了。别说管狼的狼不知道这个数目，就连管羊的狼自己也数不上来。再说，不吃白不吃，大家都在吃，更何况，狼吃羊本是天理。
因此，每年都有狼被发配，但是狼们都心照不宣地吃他管理的羊，有的吃不了的先腌制起来，有的是更是大肆挥霍浪费，每顿都要吃全羊宴。不过不用担心，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羊群在繁衍，羊圈在增加，天下没有有吃得完的羊。
每年都有狼被告发被发配，头狼也很恼火，但是总不能把所有的狼都抓来杀了。而且头狼很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它们总不听话呢？难道这样吓都不够吗？可是，办法使尽，还是不见有什么成效。
狼的幸福生活成了所有羊的目标。那时的羊群都在发愤往狼的方向前进，争取能做一个符合条件的狼，有的羊还特意去美容，它们告诉整容师，“就照狼的样子整，能整啥样就整样，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据说羊群的畅销书叫《向狼飞腾》。家长都对小羊说，“好好读书，以后做个狼”。大家见面打招呼不说你“吃了吗”，说“变狼了吗？”
羊已经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象征，走出来的都是呲牙裂嘴的，不呲牙裂嘴的就是笑里藏刀的，不笑里藏刀的也是口蜜腹剑的，什么都是假的，这叫“佯”。
羊与狼的事基本如此。现在，让我们到乾隆皇帝的羊圈里去看看。
第一卷 9.2 乾隆朝的羊圈-1-甘肃的羊圈
乾隆朝的羊圈
甘肃的羊圈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省循化地区由于回教新旧教派之争，爆发了苏四十三起义。苏四十三起义也是甘肃省政府官员长期激化教派矛盾造成的。直到苏四十三起事，起先也并非是与清政府对着干，而是以与旧教相争为目的，直到王廷赞直接插手剿匪。
王廷赞，甘肃省布政使，相当于省长的从二品大员，正是刚刚被提拔起来的干部。王廷赞原任宁夏道道台，甘肃省原布政使王亶望（音但）升任浙江巡抚后，王廷赞就被提拔接任甘肃布政使，此时苏四十三起义，王廷赞觉得立功的时候到了。
苏四十三一开始起事，王廷赞就派人把新教的教主苏明心抓到了兰州。这并不是一招高明的棋，就等于把起义队伍引到兰州来。起义者围住了兰州，王廷赞也慌了手脚，而此时，乾隆皇帝得知后，急旨令王廷赞“毋乃过涉张惶，若稍有疏虞，王廷赞不能当其咎。(《清实录》卷1127)”在清军围剿之下，苏四十三退离兰州继续抵抗。苏四十三起义使乾隆大为震怒，调派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和珅到甘省围剿，将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坐失时机”、“办理谬误”罪名革职问罪。一时甘省各级官员噤若寒蝉，人人自危。
王廷赞自恃守城有功，急于表现，为显示自己赤胆忠心，自作聪明地上奏称：“臣历官甘肃三十余年，屡蒙皇上格外开恩，不次擢用，荐历藩司……在用兵之际，需用浩繁，臣情愿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肃藩库，以资兵饷。”王廷赞没有想到的是，自已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乾隆时的甘肃省与今天的甘肃省地理概念不同，所辖包括现在的甘肃、宁夏、新疆、陕西一部分、内蒙古一部分、青海一部分，地处边陲，时常用兵，人稀地广，偏远贫瘠。在甘肃做官，是朝廷上下公认的苦差使，“甘省地瘠民贫，官场素称清苦，此众人所共知。”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以下简称《贪档》，第二册，页1236)王廷赞长期为官甘省，现在一下子就提出要捐四万两白银，不能不使这篇奏折在军情纷乱的奏牍中一下子吸引住了乾隆皇帝的眼球。
乾隆皇帝可以被称为一个聪明的皇帝就在于此。他知道怎么去发现一个贪官，而不是等人来打小报告。这个方法就是倒查。看官员的开销，有多少开销就有更多的收入，这是无庸置疑的。以王廷赞的职务，年薪130两银子不值一提，布政使的养廉银也只有7000两，他一下子拿出四万两，从那里来的？而从刚自甘肃回来的和珅了解的情况是，王廷赞“家计充裕，即再加数倍亦属从容 (《贪档》2，页1193)” 。再联系前阵子王亶望为浙江海塘工程效力，自请捐银五十万两，数量之巨更是令乾隆皇帝匪异所思。
更让乾隆皇帝大为光火的是军国大事。阿桂、和珅领兵在甘肃的剿击行军途中，首站竟然迟滞难以速进，殆误军机，非同小可！
难以速进的原因是甘省连日的阴雨造成道路泥泞，难以前进。阿桂奏报：“大雨竟夜，势甚霶霈……连绵不止。(《贪档》2，页1210)”这就是乾隆皇帝大为光火的原因。因为，甘肃省是年年上报“雨少被旱，(《贪档》2，页1210)”一直申请用捐监粮赈灾的重灾区！
旱灾严重，却阴雨绵绵；地瘠民贫，却官员富足。甘肃省出现的这些怪现象，乾隆皇帝一下子就归结到了早有所风闻而又查无实据的甘肃省捐监弊端上了。
所谓捐监，简单说就是花钱买文凭，文凭是做官的必备条件。本来学生都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仕途的，这是做官的正途。但是，大清的财政常是捉襟见肘，收入有限，靠田靠天。支出无限，一旦遇到战争、灾荒、治河之类的特殊情况，财政就没有办法应付，捐钱的办法也应运而生，这也是自古就有的事。向财政捐了钱，就可以拿到一个监生的文凭甚至可以直接买到一个官等等，形式很多。乾隆时的户部是敞开收捐的，但各省就不能随便开捐，甘肃省是曾经获准开捐的一个，“甘肃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清史稿·列传一二六》)。但是不久由于风闻弊端不少，即令停捐。
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奏称：甘省年年旱灾，本省仓储不足，“动帑采买，不无辗转之烦”，奏请“仍复捐监旧例。”经户部议覆后，准予再次开捐。(《贪档》2，页1346)“事因边陲地瘠民贫，应令仓储充裕，以备赈恤之用。是以复经允行，乃开例之始。” (《贪档》2，页1262)
原令只收本色粮米(《贪档》2，页1348)，“饬令该督严立规条，肃清诸弊，毋得私收折色。(《贪档》2，页1346)”（以下“本色”指粮食，“折色”指银子）乾隆同意甘省重新开捐的本意是“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贾谊《论积贮书》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乾隆皇帝自认为“朕爱养黎元，每遇各省水旱偏灾，不惜多费帑金优恤，宁滥毋缺，以期不失一夫。”更何况甘肃穷脊，灾荒不断，“素称边隅硗瘠，尤宜加意抚绥。”
王亶望，当时任浙江布政使，署理浙江巡抚，被乾隆皇帝特意调到甘肃任布政使，主持捐监事宜，乾隆皇帝“冀藩司得人，不致滋生弊端”。王亶望是素有清名的江苏巡抚王师之子，王亶望自己也是捐的官，而且曾经在甘肃做过几个县的知县，熟悉甘肃情况，因此被乾隆帝委以以甘省捐监赈灾的重任。王亶望果然是干练之臣，到甘省半年，捐监人数就达到一万七千人，监粮达到八十余万石，以后更是成效卓著，捐监赈灾有条不紊。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被提拔为浙江巡抚。
当时甘省的捐监成效已经为乾隆皇帝所怀疑，曾向陕甘总督勒尔谨提出“四不可解”的责问：甘省向来贫瘠，何来这么多人捐监？哪有那么多粮食？捐了这么多粮食，如何存放使用？当时勒尔谨奏复，甘省的捐监者，大多是外省的商民，甘省为边疆交通要道，是以外省商民经甘省捐监；此外，历来旱灾连连，均需粮食，监粮正可用于赈灾。其后虽有钦差实地盘查，并无破绽，乾隆皇帝当时的疑问也不了了之。
当时的疑问，如今更为乾隆皇帝所急于印证。勒尔谨、王廷赞、王亶望被陆续收监讯问。
乾隆皇帝所不解的是，如果收的是粮食，官员要分肥，就要多收，多收捐监者肯定不愿意，为什么又纷纷向甘肃远省捐监，还说比在户部捐便宜？(《贪档》2，页1193)审讯的结果，其原因是捐捐并没有收粮食，而是折合成银子收的，而且为了鼓励多捐，所收银子并没有达到应收数。
王亶望供称，纵容下属收银是“意在捐多谷多(《贪档》2，页1216)”，正常的理解是，捐多谷多说明工作做得好，就可以得到皇帝的首肯，得到了皇帝的赞扬就可以升官。然而，升官途径又有一条正非常的理解，所谓捐多谷多，实际上是银子多，银子多，王亶望就分得多，分得多了再用于活动上层，如和珅等人，这样也可以升官。
乾隆四十一年，甘肃收捐到了疯狂的地步，收捐监生达到63000名，折粮2500000石。而当年上报灾欠，动用粮食达到了1700000石。这的确是一个可笑的事，如此严重的灾欠，却能拿出这么多粮食！
试看甘肃省兰州府皋兰县乾隆四十年与四十一年的收捐与冒赈情况：
甘肃省兰州府皋兰县乾隆40年—41年收捐冒赈表
乾隆四十年 乾隆四十一年
收捐人数（人） 4800 8000
收捐应折粮（石） 192000 320000
冒赈粮数（石） 150500 234800
冒赈银数（两） 17200
注：数据来源：《贪档》2，页1221
根据王廷赞的说法，每个监生应收监粮应折银五十五两。乾隆年间甘肃兰州地区的粮价在每石1.2两至1.4两，乾隆四十年时大致是按每人50两银子收的捐，钱也是这样分掉的。但到了乾隆四十一年，为了鼓励多捐，收捐的价格开始下调，实际只是按每人40两银子捐，因此，乾隆四十一年皋兰县应收捐32万石，但是冒赈只有24万石，可以说明这个情况。
这就可以解释乾隆皇帝一直想不通的，如果甘肃省与户部收一样的价钱，为什么别人都要舍近求远的原因。
而甘省捐监数年来，“成效”果然显著，连户部收捐的生意都几乎被抢光，如表所示：
乾隆39-46年甘肃捐监情况与户部比较表
年份 甘肃捐监人数/人 甘肃捐粮/石 甘肃折银数/两 户数捐监数/人
乾隆39年 7,455 372750 335475 11,739
乾隆40年 39,012 1950600 1755540 9,273
乾隆41年 63,982 3199100 2879190 6,098
乾隆42年 47,173 2358650 2122785 3,631
乾隆43年 44,861 2243050 2018745 2,814
乾隆44年 35,018 1750900 1598310 2,589
乾隆45年 32,760 1638000 1477200 2,448
乾隆46年 1,277 63850 57465 3,546
合计 271,538 13576900 1224471 42138
注：数据来源：《贪档》2，页2069，页2092-2093
而甘省捐的越多，也就是冒赈越多。如皋兰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报灾赈灾的法定过程应是，“各省水旱偏灾初报时，委员及道府层层勘验，又经藩司亲往覆勘，方定被灾轻重分数。及放赈时，道府亲临稽察之后，又经藩司督抚再往抽查。1221”王亶望的实际操作是，督抚先奏请灾赈，王亶望再让各道府县报自报灾情，最后由他决定灾情大小；甚至自已拿空白的表格填上各地灾情，各道府县按他的数据上报。查验、覆勘、评定、抽查这些法定程序变成一纸空文。(《贪档》2，页1221，页1342)
捐监的操作，王亶望则是“将捐生姓名开单交给州县，令其用印填捐，并不发给现银。” (《贪档》2，页1223)
初经审讯，乾隆皇帝已经可以断言：
从前所云常旱之言，全系谎捏，该省地方官竟以捐收监银一事，年年假报旱灾，上下一气，冒赈作弊，已属显然！(《贪档》2，页1210)
联系围剿乱民的部队在甘省行军作战受雨之苦，乾隆皇帝直叹：“舞弊若此，安得不受天罚！”严令非彻查不可。当然，乾隆皇帝对彻查影响的范围是非常清楚的，“如此彻底一办，合省地方官皆为有罪之人”。(《贪档》2，页1218)然而，如果彻办通省官吏，大清吏治在百姓中失去权威；不彻办，皇上在群臣中失去权威。个中滋味，乾隆自有体会。他一方面下旨声称查办，不得以法不责众为籍口：
（甘省）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但亦断不能因罚不及众，辄以人多不办为辞。即从前之结报道府，此时已经升调人员，亦属无几无难，查明治罪。况中外人才不乏，断无少此数人，便不能办事之理。(《贪档》2，页1217)
另一方面，乾隆皇帝仍然不想把影响搞得太大，谕旨：
官员果肯吐出舞弊实据，则罚不及众。朕亦自另有办法，断不致通省尽予革职治罪……。此旨不妨令甘省大小各官知之。(《贪档》2，页1235)
前旨命令不能以罚不责众为借口，要彻查查办；后旨又说可以罚不责众。谕旨的前后矛盾，也体现了乾隆皇帝内心的复杂心理。
乾隆皇帝另有什么办法呢？七月十五的谕旨即是办法所在：
不可不彻底查办，但人数未免太多……曾任兰州本道首府首县者断不能不革职审办，至此外，各员如果能将冒赈分肥各款逐一供认，据实禀明，毫无隐饰，尚可仰邀格外之恩。(《贪档》2，页1241)
本来部分候补官员已经遴选完毕，正在等候上任，乾隆指示暂缓开缺，现有非首府首县的涉案官员仍可留用，这样预计最终被严厉查处者只有十人左右。
乾隆皇帝在随后晓谕中外的谕旨中明说：
即将甘省大小各员全行革职审究，亦皆罪所应得……其余各道府州县并加恩免其提讯。(《贪档》2，页1243)
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随着审讯的深入，乾隆皇帝格外开恩的初衷也不得不抛之脑后。
随着惊人的捐监冒赈案浮出水面，行贿受贿索贿案也随之暴露，同样触目惊心。
勒尔谨在甘省花销无度，省里的财政“所用甚多，竟若伊家所有，取携甚便”(《贪档》2，页1236)，国库成了自家的小金库。此外还“令属员买物赔垫，甚且公然勒索。” (《贪档》2，页1236)
王亶望更是“声名狼藉，通省皆知”。据王廷赞的揭发，“彼时众人有说他‘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之语。” (《贪档》2，页1223)王亶望任藩司时，各州县专派人守候省城探听王的信息，名曰‘坐省长随’。下属行贿金银，用酒坛子装好，以泥封口，堂而皇之地抬进王亶望的官署。(《贪档》2，页1264)州县竞相送王亶望钱的原因在于，“王亶望在藩司任内，各属给发实收多少，由其专主；报灾轻重，由其议定；厚薄因人而施，自有交通染指情事”。(《贪档》2，页1222)王亶望在甘为官没有几年，升迁浙江巡抚时，带走的家产以数百口骡子装载，招摇过市，“满载而去。” (《贪档》2，页1264)
即如前例之首府所在的皋兰县，收捐如此之多，但开销用度更是多如牛毛。有驿道流差费用、所有院司道府各衙门铺垫、每年进贡总督勒尔谨两三千两不等、各上司有离任的送盘缠三五百两不等，王亶望衙门的勒索更是不可胜数，每年都要在两万两以上。此外王亶望署内三亲四戚七朋八友捐了不少，都在皋兰县开销，有一万两银子以上，白捐监不给钱。各级上级官员，从朝廷官员到他省官吏，还以各种名目“借”去银两，人人都要借去成千上万两，只借不还。(《贪档》2，页1267-1268)
清朝的地方财政支出就是一笔谁也说不清的糊涂帐，由于财政困难，很多费用实际并无拔款。支出毫无根据，衙役工资、奖金，修理衙门、甚至整修寺庙，都可以从任意一个项目上开支。收入上除固定的田赋，其他来源则也是莫明其妙，如官员的捐助，王廷赞自报修桥捐三千两，修庙捐一万两，捐赈一万三千两，犒军八千两。名曰“我捐”，实际来源是从捐监冒赈案中分肥所得的银两。(《贪档》2，页1270-1271)
甘肃省各级官员行贿受贿索贿所形成的一个利益圈，使乾隆皇帝几十年苦心施行的仁政到了地方一扫而光。乾隆皇帝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
若官吏多一分侵渔，即灾民少受一分实惠。朕之所以严行穷究，正欲剔除官吏积弊，使百姓实受赈恤之益。(《贪档》2，页1262)
一批行贿受贿的官员被查处后，暴露的案情还只是冰山一角。随后户部经查对甘肃省上报数据后，向乾隆皇帝报告，甘肃省在过去的几年间，曾报经户部批准，以捐监储粮、粮仓不够为由，申请建仓26座，用银161800余两，工程款在所收的捐监仓费银中列支，工程报工部（相当于建设部）核销。(《贪档》2，页1284)
粮仓工程有申请有图纸，有预算有决算，本来天衣无缝。现在冒赈案暴露后，才真相大白于天下。既未收粮，就连现有的米仓都是虚设，当然也无粮可储。既无粮可储，还添建数十座粮仓干什么？ 粮食是纸上谈兵，粮仓也是纸上谈兵，送到户部、工部的申报材料、预决算、工程图纸都是纸上谈兵，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落入各级官员口袋里的银子是真的。
当年乾隆皇帝派钦差查过甘肃粮仓的事，也同时被乾隆皇帝自己揭出。纸上谈兵的东西，钦差奉旨来查，地方官员挪东掩西，也能瞒天过海，乾隆皇帝得到的奏复竟是“仓粮系属实储。(《贪档》2，页1302)”
这种明目张胆的通同一气，欺骗朝廷的做法，实在令乾隆皇帝忍无可忍。而地方大员如勒尔谨、毕沅的托词是“我未亲往”、“又被他们蒙了” (《贪档》2，页1285)，“竟如木偶”，“置若罔闻，(《贪档》2，页1303)”一概以自己糊涂遮掩。
捐监冒赈案，处理首道府县官员一批；再牵出行贿受贿索贿案，又处理官员一批；再由户部的奏报牵出冒建粮仓案(《贪档》2，页1284)，又处理官员一批。再牵出以前的欺骗钦差案，还有随后的亏空案，一案串一案，乾隆皇帝原来拟定的丢帅保卒、保留大部、维持甘肃官场稳定的计划被彻底打乱。(《贪档》2，页1302)
乾隆皇帝现在已经彻底恼火了，他同意查办大臣李侍尧的处理办法：“此等劣员将来归于冒赈案内参奏办理。” (《贪档》2，页1315)如果把有劣迹的官员留任，就要罚他们的养廉银，“其分赔银两何止巨万，养廉不敷扣，势必朘削闾阎。”罚来罚去，还不是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羊毛出在羊身上，“甘省地瘠民贫，何能堪此！臣等辗转思维，所有单开现任甘肃道府直隶州内，除福宁将舞弊实情首先供出，且现任按察使，经手事件较多，暂请留任外，其余各员应请旨一并革职。(《贪档》2，页1327)”李待尧此议确实在理。
至此，需问罪的官员达到了112名(《贪档》2，页1328)，比整个甘肃省官员整批数量还要多一半，几乎一人不漏。陕甘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陕西巡抚毕沅，罚银；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斩决；现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斩监候，后斩决；甘肃按察使福宁，革职留任。
甘省各道的情况如下：
兰州道：道台√陈廷学、○秦雄飞、☆熊启谟
巩秦阶道：道台○文德、○程国表、√钟赓起
宁夏道：道台○永龄、○福明安
西宁道：道台○刘光昱
安肃道：道台○奎明
甘省各府州县的情况如下：
府 县 官员
兰州府 兰州府 原知府◎蒋全迪、杨士玑(故)、△宗开煌，现知府◎陆玮
皋兰县 原知县◎陈栋、◎杨德言、现任知县◎蒋重熹，红水县丞△史载衡
狄道州 知州◎郑陈善，沙泥通判√吴诜
河州 原知县叶中(故)、现任△谢桓？
金县 知县◎邱大英
靖远县 原知县麦桓(故)、知县△彭永和
渭源县 原知县△陈起撝、知县▽吕应祥
平凉府 平凉府 知府○彭永年、同知△闵鵷元
平凉县 知县▽沈泰
华亭县 前知县▽浦兰馨
静宁州 知州◎伍葆光
隆德县 知县◎舒攀桂
固原州 知州△郭昌泰、知州◎那礼善
巩昌府 知府☆潘时选
陇西县 知县◎伯衡
巩昌府 漳县 原知县√刘治传、△孙元礼，现知县√夏恒
安定县 原知县▽丁愈、▽黄道燛(免死流放)
会宁县 原知县◎许地斗
通渭县 知县▽赵元德
西和县 知县▽胡兆龙(故)
岷州 原知州▽周植(死)、△李巨源(故)、○富斌、知州☆承志
洮州厅 原同知◎孟衍泗、△顾芝，同知▽韦之瑗
宁远县
伏羌县
庆阳府 庆阳府 原知府△周人杰、知府◎黄元圯
安化县 原知县刘甫岗(故)、知县☆叶观海
合水县
环县 原知县▽何朝炳(故)、知县▽陈严祖
正宁县 知县☆李弼
宁州 原知州○周廷元
宁夏府 宁夏府 知府☆张金城、花马池州同◎王万年
宁夏县
宁朔县 知县▽庞(木云)、知县◎赵(木元)林
平罗县 知县◎杜耕书
灵州
中卫 知县◎王臣
西宁府 西宁府
西宁县 知县◎詹耀麟
碾伯县 原知县▽曾道中(故)、△杨赓飚
大通县 原知县◎徐树(木冉)、△王旭
循化厅 原知县√张春芳、知县▽善达
巴燕戎格厅 通判▽贾若琳
凉州府 凉州府 知府☆汪皋鹤、△吴鼎新，同知△李本楠
武威县 原知县◎朱家庆、知县◎李元椿
镇番县 原知县▽王梦麟、知县△杨有澳
永昌县 原知县◎郑科捷、知县△林昂霄
古浪县 知县△舒玉龙
平番县 原知县◎陈鸿文、◎何汝南、知县◎陈澍
庄浪厅 原同知▽杨士模(故)、原县丞▽闵熴，西大通县丞◎周兆熊
甘州府 甘州府
张掖县 原知县△陶士麟、知县△麻宸，东平县丞▽李立
山丹县 知县△万邦英(免死流放)
抚彝厅 通判☆谢廷庸
镇西府 知府△何诺玺、◎崧柱
泾州 泾州直隶州 原知州◎陈常
崇信县 知县▽华廷飚
镇原县 知县▽墨尔更额
灵台县 知县▽顾汝衡
阶州 阶州直隶州 原知州○姜兴周、知州○兴德
文县 知县▽章汝楠
成县
秦州 秦州直隶州 原知州√彦方、博赫(自杀)、◎黎珠、知州▽奇明、▽侯作吴，
秦安县 原知县▽史堂、○王凤仪、知县☆申宁吉
清水县 原知县郭之屏(故)、知县△王璠
礼县
徽县 知县▽刘炯
两当县 知县▽宋树谷
肃州 肃州直隶州 知州◎王汝地、○历学沂、◎宋学淳，州同▽董熙(免死流放)
高台县 知县◎万人凤
安西州 安西直隶州 州判△朱兰
敦煌县 知县△钱成均
玉门县 原知县△陈金宣、▽张毓林，知县▽尤永清
表中符号说明：
1、◎立即正法36人
2、△赃数在一万两以上斩监候28人
3、▽赃数在一万两以下斩监候36人
4、☆收受属员银两一千两以上斩监候12人
5、√查抄革职拟发遣流徒10人
6、○查抄革职毋庸议21人
注：资料来源：《甘省折捐冒赈案犯分别办理清单》
乾隆46年时的官制与甘肃冒赈案所占的比例
官名 品级 相当于现 在的级别 全国数量 甘肃数量 甘肃涉案人数
总督 正二品 副总理级 11 1 1
巡抚 从二品 正省级 15 1 1
布政使 从二品 正省级 19 1 2
按察使 正三品 副省级 18 1 2
道员 正四品 正厅级 92 5 11
知府 从四品 副厅级 180 9 13
知州(直隶州) 正五品 正处级 76 5 11
知州 从五品 副处级 48 6 12
知县 正七品 正科级 400 46 67
一场严治之下，甘省官场为之一空。即使如此严厉，其实仍是法外开恩。如冒赈案是按侵盗钱粮论罪的，而按《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
律：凡监临主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不分首从，并赃问罪。（并赃谓：如十人节次共盗官银四十两，虽各分四两入已，通算作一处，其十人各得四十两罪，皆斩。）四十两，斩。
例：凡侵盗仓库钱粮入已、数在一千两以下者，仍照本律拟斩，杂犯准徒五年。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
按大清律例，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就要处斩监候。实际此案的执法标准提高到了一万两以上，才处斩监候。因此即使如此惩处，也是法外开恩。
甘省官场一空也可见古代官制之不合理处。政府官员无事不管，又无科学分工，一旦出事，则扫地而空。如果划分部门，分工负责，则最多是甘省民政厅、民政局一线全体下课，其他部门仍可安坐无虞。
就在案子已经可以结案时，巨大的亏空案又被查出。地方财政亏空银子888990两，仓库亏空74110石，查办的李侍尧本拟让历任地方官和现任地方官赔付，乾隆皇帝查办此若干案件，如朕亲临，断断续续，牵扯不清，自己也已经筋疲力尽，亏空一案也就大事化小，格外开恩免其分赔。(《贪档》2，页1917-1918)
在整个案件的审理中，一直令乾隆皇帝大为不解的是，“公然定数且私收折色，从无一字奏闻！(《贪档》2，页1216)”从王亶望的供词中或有一得：
讯：如此贪婪不法，与属员通同作弊，难道不怕日后犯出来，就如此大胆么？
供：我做这种的事，我起初若想到今日发觉也断不敢做，只是我贪心重了，想上下合为一气，各自分肥；又令该道府等出结存案，希冀可以朦混；有散赈可以藉端掩饰，不至败露出来，所以大胆做了。(《贪档》2，页1345)
分肥的办法，堵住众人的嘴，例如在原捐监议定的银数上“复于此外议收杂费银一两，是明知捐监一事弊窦多端，借此取悦众人，以塞其口。(《贪档》2，页1222)”
分肥场景可见一斑：一到夏秋，各地官员就开始报灾，数量经布政使拟定1329，想要多得赈灾款的官员就需要“善于逢迎”、“加意馈送”，这样“素日之殷勤即异其将来之答报”。捐监越多，就不得不报灾更多，报灾越多，官员就捞得越多，如此成为恶性循环，无法收手。官员侵渔多了，不得不也做点“捐办煮粥施衣”的“善事”，倒也掩人耳目。百姓看到报了灾，也有得到一点实惠，因此，历年也无人上告。通省皆知的事情，竟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贪档》2，页1329)
这件事情的隐蔽性在于，百姓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看起来并没有谁受了损失，反而各级官员都能皆大欢喜——只是大清多发了数十万张文凭。真正是谁受了损失？监生的文凭，从纸张上看不值几个钱，但是到了无良子弟手中，变成了官帽，用官帽就能换到钱，小钱变大钱，大钱再变成更大的钱。整个甘肃官场乃至整个大清王朝就是这样一切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人人围绕着钱转，忽悠着骗人，想法子赚钱。
上下一气，对付皇上；大家分肥，对付左右；散赈行善，对付百姓。这样的确是一件天衣无缝的事，若不是引起乾隆皇帝的怀疑，这件事最终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也是必然。
甘省冒赈案结束在即，乾隆四十七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甘省又连续降雨，正是禾苗长发之时。
第一卷 9.2 乾隆朝的羊圈-2-每个羊圈都丢羊
每个羊圈都丢羊
每个羊圈都丢羊，甚至狼主的羊圈也不例外。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王亶望被查抄的家产由浙省解运来京，到了崇文门。查抄王家产一事一直为乾隆皇帝所重视，他尤其对王平日所收藏的古玩字画最为留心。但是一看验收清单，不禁大失所望。所载物品稀疏平常，诸多贵重物品不翼而飞，例如乾隆皇帝印象深刻的王亶望所藏的一件米贴石刻，竟然没有。经对照解京物品清单与浙江省最初上报的查抄底册，物品大量缺失一目了然。在核查中，还发现原查抄底册中载有的黄金4748两不见了，却多出了白银73594两，金银比例正好是十五换五。
是谁胆敢脑筋动到天子头上？乾隆皇帝严令追查：
前呈进各件未经赏收者，尚较他人为优。及昨岁查抄王亶望家产内，多系不堪入目之物。现经盛住查奏，显有抽换隐匿情弊，自应严切彻底根究！(《贪档》3，页2518)
乾隆皇帝开始只把疑问放在具体经办查抄的官员身上，对全权负责查抄的二品大员闽浙总督陈辉祖则毫无疑心。乾隆皇帝说：
陈辉祖世受深恩，且系封疆大臣，朕断不疑伊有抽换之事。(《贪档》3，页2504)
但是随着查办的深入，陈辉祖的上下其手、偷梁换柱的行径暴露出来。“非有督抚主张，如此多金，谁敢公然抵换！”主办查案的阿桂在奏折中说陈辉祖是“荒唐至此，可谓愈出愈奇！” (《贪档》3，页2514)
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陈辉祖算是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对王亶望家产中的金子，陈辉祖垂涎欲滴，他想了一个唐而皇之的理由，对经办官员说，金子质量有些不好，不如把它按市价换成银子，列入清单。他发了话，经办官员哪敢说个“不”字。而所谓的以金换银，实际上就是窃取。因为金子是要解到京城的，但是银子是乾隆皇帝指令留在浙江作效力海塘工程用的。而海塘工程并不缺钱，甚至还有盈余。所以，这所谓的73594两白银，只是帐面数字，陈辉祖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花，就换取了这些金子。更有甚之，王亶望家产中原来本来就有白银二、三万两，现在以金换银了，陈辉祖心想，既然已经有这么多银子，顺便把原有的银子一并吞掉。趁此，陈辉祖又多一大笔进帐。如此加起来，仅此一项，陈辉祖就捞得金银价值在白银十万两以上。
而王亶望所藏名人字画，陈辉祖也是过网不漏。经他挑选留下的，有唐伯虎麻姑图一幅、华嵒牡丹一幅、米芾墨迹一卷、苏轼佛经一卷等大批珍贵字画。到了乾隆皇帝手中，自然只剩不堪入目之物。
对陈辉祖如此行径，乾隆皇帝屡次斥之：“尤属大奇！”“实出情理之外！” 在晓谕中外的上谕中，乾隆皇帝怒斥道：
王亶望赀财器物甚多，为何不尽以塘工为名，一并易换乎？(《贪档》3，页2540)
他悲哀地说：
陈辉祖系原任大学士留任总督陈大受之子，由司员不次擢用简任封疆，身受朕恩，最为深重。乃如此昧良欺罔，朕又将何以用人？尚复何人可以信任乎？(《贪档》3，页2523)
这就是乾隆朝反贪的特征之一，以贪查贪。在甘省冒赈案中，同为查抄大员的江苏巡抚闵鹗元的弟弟闵鵷元也是案犯，陈辉祖在查抄他的家产时，竟闹出只查出银三两的笑话，被乾隆皇帝讥为“不值一嘘 (《贪档》2，页1759)”。
不特陈辉祖如此，和珅更是炉火纯青者。凡要送到宫中的东西，先要经他过目，结果乾隆皇帝拿到手的都是次货如土特产之类的，而和珅手上的才是真正的玉玩珍宝。七阿哥曾经打碎了宫里的一只碧玉盘，一筹莫展之际，找到了和珅，和珅做个人情，送他一只碧玉盘，却比宫里的还要大得多，此是一例。所以，仁宗嘉庆皇帝查抄和珅，犹如重建国库，继得施行仁政。而和珅又是参与乾隆朝历次腐败要案的重臣之一。这样的反贪，结果是越查越贪，大家相互都心知肚明。即如甘肃按察使福临所说，“通省如此，我一人亦断不能从中梗阻。1221”而反贪之道，全国如此，谁也不会从中梗阻，只要能占得便宜就行。
在甘省冒赈案的查处中，案中套案，一案接一案，乾隆皇帝几条线作战，充当了侦探员、警察、监狱长、检察官、法官、公诉人、审判员等等多个角色，而且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完美无缺，令人不服也不行。
可是官吏们也在逐渐学得聪明些，不至于重犯这种低级错误，被乾隆皇帝如何简单就抓住把柄。至于那样被乾隆皇帝抓住的官员们，只能说他们马失前蹄而已，就如他们被审讯时常回答的一句话，“还有何话可说呢？”
治理丢羊的根本
9.3 向狼群挑战者
八十岁的乾隆皇帝此时已经很厌倦了。他轻轻松松接下皇位，不象父亲雍正皇帝那样需要煞费苦心。即位以来，虽然征战无数，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面临三藩之乱的难度还不能比，康熙皇帝要为大清的生存而战，他是为了大清的扩张而战。他的朝廷安定，皇权不可动摇，不象康熙皇帝即位时有螯拜这样的权臣虎视眈眈，也不象雍正即位时有年羹尧、隆科多这样的功臣令人心烦。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除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美中不足的是，有无数的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为了银子如蛾扑火，前仆后继。对付这帮腐败分子的艰难使他的十全武功也失去用武之地。把高官要员的头象韭菜那样地砍的感觉毕竟和砍敌匪和刁民的头不一样。因为官员毕竟不是容易再生的资源，疆吏也不能缺员，总要人补上去，补上去的人未必又会好到哪儿去。这犹如山林扑火，灭了这处燃了那处，这此下去，又哪有穷尽！
乾隆皇帝在位已经五十五年了。他在自己在位满五十年的前夕就向皇子、大学士和军机大臣透过底：圣祖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不可逾越。自己准备只做六十年，到时候将归政颐养，安享晚年，不亦乐乎！现在距退休已经是倒计时，还要操这么多的心干什么？
“天下本太平，庸人自扰之。”天下既无可为之事，也无不可为之事。太祖、太宗、圣祖、世祖当年初即位，青春正盛，卒成大业，而自己八十将至，与其现在去殚思竭虑，不如留与后人解决，又有何妨？
这年，正是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众王公大臣极尽表现孝心的能事。纪晓岚大颂吾皇功德，恭送八旬万寿联，以数字入联，构思精巧，对仗工整，其联云：
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
五数和天，五数和地，五世同堂，五福备至，嵩期五十又五年。
纪晓岚文采飞扬，其他大臣也不在其下，各尽其能、贡献寿礼，以各种形式把弘历捧上功盖三皇、德高五帝的千古一帝的地位。乾隆皇帝自己也自负得很，想临御五十五年，拓土开疆，朝乾夕惕，勤政爱民；而今海内乂宁，民安国泰，虽唐宗宋祖成吉思汉加起来也不过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