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丞相制度的演化与变迁可以看到专制制度的因时而动的特性。相权可以视为官僚集团的代表，皇权则是个人专制的象征。如皇权弱相权强，可以认定王朝的个人专制为弱势，如皇权强相权弱，则可以视王朝个人专制为强势。皇帝虽然有决定政权组织形式的权力，但是以谁为主，还需要因时而动。如果相权扩大，并非是皇帝开明民主，而是形势迫使；如果相权削弱，也不是执相权者治理无方，同时也是形势使然。然而，不管制度如何变化，都是为了保持专制制度的稳定性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专制。
秦朝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开始。秦始皇平一宇内，兼听万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一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只相当于听差，一切均要言听计从。而这是因为秦朝军政分离，秦始皇皇权稳固，所谓实力归根到底就是兵权在握。
到了刘邦建立汉朝初期，朝廷里形势与秦完全不同。秦末天下大乱，称王称霸者不可胜数。刘邦一个流氓登上皇位，手下谋臣如林、大将如云，他的根基并不稳固。他做皇帝，就得被迫分封其他异姓王，甚至别人可以唐而皇之的向他伸手讨官做，他还不得不答应。但是刘邦的长处就在于用人，所谓“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而此时的关键用人就是确定丞相的权力。可以说，汉初的相权是在异姓王的压力下确定的。萧何作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功臣，被任命为首任丞相，享受“剑履上殿，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史记·萧相国世家》）”的待遇。而这种形式上的权力待遇以后成了弱主强臣的象征，董卓、曹操、司马懿等人就享受过。
汉高祖提三尺剑草创汉室，汉文帝是在诸吕被灭后众人推举做的皇帝，汉景帝经历七国之乱，个人专制均显弱势，相权如此也是迫不得已。
汉初，遇事皇帝需要征询丞相丞相，丞相可以自有主张。对皇帝的命令，丞相如有异议，可以不执行，或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用顾忌。例如，汉惠帝死后，吕后欲以诸吕为王，询问右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马上就回答，当年高祖说过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所以，“今王吕氏，非约也。”（《汉书·王陵传》）汉景帝想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丞相周亚夫不同意，说“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也只能作罢。可见，丞相的权力都是相当大的。
到了汉武帝时，有了文帝、景帝积累下的功底，其强势个人专制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实现，丞相的权力也成了皇帝的眼中钉。武帝命原由丞相负责的拆读审议奏章的工作转交尚书，尚书有权劾奏大臣，可以对选任的御史大夫定品，官员升降需要上报尚书，州郡官吏入朝奏事可见尚书。于是，丞相的权力也被架空，而看似尚书大权在握，实际上实现的是武帝的强势个人专制。在这样的条件，武帝才能为所欲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魏晋时，尚书令的权力又逐渐为新官职中书令所取代。曹操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通典·职官二》）。魏文帝时，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并掌机密”。中书令权力日隆，而尚书令权力日微。
再看隋唐的丞相制度，与秦汉也有相似之处。隋朝个人专制达到顶峰，丞相只是摆设。隋末天下大乱，所谓“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出天下，唐朝是在平定这些千百个地方武装的基础上建立的新政权，政权组成相当复杂。例如唐太宗手下的若干重要人物中，他的原班人马比例并不大。举被选进凌烟阁的顶极二十四位功臣为例：魏征、李世绩、张亮原来是李密手下的，尉迟敬德原来是刘武周手下的，张公谨、秦叔宝、程咬金原来是李密或王世充手下的，李靖、屈突通原来是隋朝的大将，虞世南是隋朝大奸臣虞世基之弟，萧禹是隋炀帝的外戚重臣。在这个名单中，即使大部分嫡系都被选入，还有近半重臣不是李渊起家、李世民发家的嫡系，不在列的杂牌军、原属被李世民所杀的两个兄弟李建成、李元吉的人更多。而且在多年的战争岁月中，很多人与旧主关系紧密，如李世绩宣称不忘李密旧恩，被太宗称为“纯臣”。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是很难实现象秦始皇那样的极端的个人专制的。太宗朝如此，高宗、武后时也不例外，玄宗前期皇权稍强，安史之乱后，地方实力膨胀，皇权又归嬴弱，个人专制一贯偏弱也是唐朝的特征。
唐因此从初期就形成了一套形式上比较民主的集体审议制度。其制度大致如此：唐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首脑共议政事，都是宰相。中书舍人负责拟为皇上拟诏，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适当修改，送给皇帝画敕。画敕后，就表示皇帝的正式意见已经形成了，这时就送到门下省。门下省侍中或侍郎对诏书的内容可以驳正违失。如果认为诏敕不当，可以修改后奏还，称“涂归”。太宗称之“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
宋朝常被称为弱宋，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君主专制与其国家一样积弱，反而强于唐朝。其原因在于，宋太祖赵匡胤兵变起家，对安内自保更有深刻认识。首先是通过“杯酒释兵权”把军队收归已有，再有就是确立“重文轻武、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所以，有宋一朝的皇帝们一心只想关起门来做个地主，而不是走出去做个霸主。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个人专制既有实现的条件也有需求，因此，宋朝专制的特点是外弱内强。
宋朝的宰相的权力比起唐朝来，要小得多。例如唐朝中书草诏，皇帝画敕；宋朝是宰相拟一个意见，称为“剳子”，经皇上定夺后，再拟诏，其差别很大。不仅权力如此，甚至宰相所受的尊崇待遇也慢慢消失。唐时的宰相，上朝时可以坐下喝茶，即《千字文》中所谓的“坐朝论道，垂拱平章”。但是自宋朝起，宰相就得和其他官员一样常朝立班。一坐一站，待遇截然不同。王定国《闻见旧录》记了一个说法，宋太祖一次趁宰相范质站立奏事时，密令撤座。等范质奏毕，才发现没有了位子，也不好意思讨回，于是成为定例。此说法可信与否尚难推测，然而一来赵匡胤的点子很多是事实，二是宰相立班确实也是从范质开始的。按《宋史·范质传》的说法，是范质自己提出的：
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而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尊此制。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则具子进呈，具言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多，坐论之礼废。
皇帝给不给宰相凳子坐，并不是因为皇帝的文化水平高低，也不看皇帝讲不讲礼节，只是因为君主专制宋逾于汉唐，而相权宋逊于汉唐而已。
宋朝还设置有副相，而且职官常不专事，官多无用。《宋史·职官志》描述宋朝是“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的一个没人管事的朝代。
明朝的个人专制又创新高。朱元璋在元末乱世中起家后，对于一帮势力庞大的功臣们，其态度与处理办法和唐太宗截然不同。唐太宗善待功臣甚至有些纵容，在制度上则各持其重，广而用之；明太祖则采取一个极端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两人差别与他们的出身有关。唐太宗出身官宦世家，礼数甚重，世故更清，故为政以柔，刚柔相济；朱元璋做了小贼做和尚，做了和尚又参军，不讲什么道理，杀人就是道理，故为政以刚，刚而残暴。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兴胡党大狱，杀宰相胡惟庸，办案持续十年，诛连无数。几年后，又兴蓝党大狱，杀大将蓝玉，又诛连数万人。几番运动下来，功臣队伍被清洗一空，大臣都成惊弓之鸟，闻之股战。朱元璋的个人专制则完全巩固，宰相制度至此可以完全抛弃。《明太祖实录》卷239载，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太祖敕谕群臣：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明太祖威权自重，往往为子孙后代立法。丞相虽然不设，但丞相的事总不能没有人做，皇帝自己也做不过来，还得要人为他办事，相当于秘书处的内阁由此成立。内阁学士阅读奏章，拟好条陈给皇帝，称“票拟”。皇帝作出决定后，用朱笔批示，称“朱批”，这就是下旨了。这样，内阁在设计上只起秘书的作用。
清朝，史家钱穆蔑称之“部族政权”，言之每恨恨不已。其个人专制手段是集几千年大成者，钱穆称其不是制度，而是法术，说全是满洲部族的私心，说连皇帝专制都不如，是部族专制。大清对宰相制度的改革是再在内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军机处，皇帝的上谕既有明发也有密发，其中再无任何机制可以制约上谕的内容。
纵观历代宰相制度沿革，虽然形势不断变化，权力互有消长，但总的趋势是帝王个人专制越来越强，而宰相的权力越来越弱。
君主的专制要求官僚制度不断变革，“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设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与个人专制制度明显不合，但在秦汉期间仍是施政的需要。个人专制制度越来越成熟之后，施政的体制也扁平化，这样更有利于实现可靠的个人专制，也就是说，金字塔形的政权要比旗杆形的稳定得多。
宰相弱势化并不意味着其协助皇帝完成国家统治的能力也弱化，而是把宰相对上的制约力弱化，所以，宰相的弱化只是相对于皇帝的个人专制而言的弱化。其对民众的控制权在分摊之后，执行、控制能力并没有降低。因此，虽然国家疆域越来越大，百姓人口越来越多，内外事务越来越复杂，通过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依形势持续改进，个人专制仍然可以越来越强，与社会进步与发展并无不适应的矛盾。
可以说，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发展到清朝，专制达到巅峰，丞相(相国、宰相)一职干脆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