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泛蒙古主义是一种弱势思潮，其之所以能为政治势力所利用，必须要追溯到它的源头。泛蒙古主义起源于沙皇俄国，最早提出并运用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术语的，是沙俄时代著名哲学家弗·谢·索罗维约夫。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索罗维约夫断言中国将战胜日本，而日本将提出泛蒙古主义，并在攻占中国后，与中国一道占领欧洲。但日本的战胜几乎让他陷入绝望。在1895年，索罗维约夫在芬兰疗养时写下名为《泛蒙古主义》的文章（1905年才发表），他在诗中表达的历史哲学观念几乎等同于西方由来已久的“黄祸论”，与后来出现的主张蒙古语族联合、并成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几乎完全两回事。当然，对于俄国人来说，公元13世纪鞑靼-蒙古入侵的历史恐惧记忆，始终与来自东方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因此，1960年代中苏交恶时，纪念库里科沃战役（1380年，罗斯人在库里科沃原野战胜鞑靼-蒙古统治者马麦汗）也就意味着防范“中国威胁”，在包括斯拉夫人在内的西方人眼里，不会区分东方中国人、蒙古人、日本人。（有必要区分吗？我们都是黄种人，我们长得都差不多）
蒙古人在近代自己喊出“全世界蒙古人，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在20世纪初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刻（泛蒙古、泛突厥，不管泛什么，都是在变革的时候，走向前台）。当时，中国的内、外蒙古以及苏俄都是泛蒙思潮滥觞和实践的舞台。在1911年，外蒙古（也就是喀尔喀蒙古人）借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中央无力顾及，发起了分裂运动。在1919年，布里亚特和中国内蒙古的“泛蒙古”代表大会在俄国赤塔召开，宣布成立“大蒙古国”（还以为是几百年前冷兵器时代吗？），首都海拉尔（我国的呼伦贝尔盟，那里确实是个好地方，有内外蒙古首屈一指的草场），并得到日本的支持。随着日本对中国边疆和内地的渗透、侵略，“泛蒙”运动也开始在内蒙古地区蔓延，如德穆楚克发起的“自治运动”等。当然，最终必然折戟沉沙，徒留笑柄。
日本一直是泛蒙古思潮的支持者，原苏联曾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但苏联本身也面临“泛蒙古主义”的威胁。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人在原苏联远东、西伯利亚频繁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试图开辟北进基地。为此，日本不遗余力还利用“泛蒙古主义”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影响。而当时的苏俄为了防范布里亚特边民与日本勾结，索性将东西伯利亚州一分为二：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俄国和日本仇深似海）。在1937年，原苏联政府将原属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给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边区和乌斯季-奥登民族边疆区，以便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生战事时，原苏联能保持后方稳定。二战期间，与日本达成临时和约的斯大林政府严厉镇压“泛蒙古主义”——在“泛蒙”重灾区布里亚特，千万当地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斯大林甚至釜底抽薪，将远东的几十万日本人和朝鲜族强迁到中亚。苏联政府的这些措施是行之有的，成功遏制了泛蒙古主义的分离势力及日本的不断煽动。
俄罗斯“泛蒙”现状
随着苏联的衰落，情况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发了包括蒙古语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意识。西伯利亚南部图瓦共和国也就是以前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反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在1990年5月，图瓦共和国曾发生严重反俄骚乱，导致88人死亡，当时的口号是：“俄罗斯人，留下来给我们当奴隶！”“给你们一周期限（搬走），否则消灭你们！”大批外地人拥入城市抢占住宅，后来，图瓦共和国政府将既成事实加以合法化（俄国人吃哑巴亏）。
在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蒙古语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机遇，共有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和阿尔泰四个自治共和国，以及两个布里亚特族边区。然而，随着俄罗斯族人大规模撤离，与莫斯科的经贸联系削弱，图瓦等共和国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人们从农场和企业盗取一切值钱的东西变卖，或大肆抢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纪汗国。这期间，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族专业人员被排挤，离开图瓦，使图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渐达到90%以上；但图瓦政府从不承认该地区存在民族冲突，认为俄罗斯族离开只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可惜，中国没有强大的影响力）
就如车臣的杜达耶夫一样，图瓦、布里亚特的政治精英们也试图获得更多经济、政治利益。1992年，图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过图瓦自治宪法、成立民族卫队。图瓦的议员还经常派代表参加泛突厥主义（与雅库特和阿尔泰边区代表一起）、“泛蒙古”会议（与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担忧：图瓦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车臣。叶利钦曾赋予图瓦等地各种特权，使其成为“特别行政区”，直到几年前普京（硬汉,强权）政府才收回了特权。
当然，内心深处，蒙古人与俄国人恩怨几百年，是不那么容易轻易分开的，图瓦、布里亚特等共和国疏远莫斯科的态度，也源于中央对其经济发展不够重视。幅员辽阔的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欧洲，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是其边远的蛮荒之地，属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这些地区着眼于经济上的需要（例如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合作）而宣扬泛蒙古主义；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张和要求独立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愤之语，他们甚至不惜夸大“泛蒙”激进派的严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视。
当然，也有一些史学家、政论家和人权组织出于反俄情绪和政治需要，积极推动“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亚特著名的激进分子斯托马欣写道：“俄罗斯民族总是野蛮地征服其他民族，对他们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从精神上，也从肉体上。”他称，“大屠杀、流放到西伯利亚送死、饥荒，完全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掠夺其财富，消灭其古老文化……”这类“种族灭绝、恐怖和法西斯主义”措施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俄帝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依靠它而存在，这也是她对被征服民族（从波兰人到车臣人，从犹太人到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欧亚主义谎言都不能让经历过俄罗斯地狱的各民族忘记这一切。”
蒙古人一直是个坚强的民族，这和我们同为黄种人的汉人不同，在俄罗斯蒙古语族地区，当地人毒打、残害俄罗斯族，已经成为日常的现实、家常便饭。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义者手拿棍棒、螺丝刀等血洗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一个俄罗斯族村庄，20多名村民被打伤。这本是有组织的、被挑动起来的民族冲突，然而当地报道说，这是流氓滋事，当地政府也将其作为普通纠纷淡化处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对待光头党肇事（流氓对流氓）。
日本对“泛蒙”“贡献”一直不遗余力，日本是个劳动模范。
作为外部因素，劳动模范日本对“泛蒙”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日本一直对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原苏联解体前后，大批日本人来到远东、西伯利亚（中国人做得太少了，并且好像仅限民间）。
深谋远虑的日本，积极地为布里亚特蒙古人着想，在2000年，东京的田中明彦教授曾给布里亚特开出发展经济的“秘方”：将布里亚特共和国改名为“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立即就会吸引眼球和外资——首先是来自日本的投资。田中教授称：日本人几乎不知道你们共和国，他们仅仅把布里亚特看作俄罗斯的一个地区而已。但是，我们与蒙古已经有了特殊关系，所以，你们也该正名，说母语，因为在东北亚，日本人与蒙古人的基因最接近（很多蒙古人在日本做相扑运动员），“日本人永远都乐于帮助蒙语民族”。
在俄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1923年）。1958年，赫鲁晓夫政府将其更名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当时，官方解释是：这样更符合共和国主体民族的实际。但更名其实另有原因：原苏联有一个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而蒙古国是原苏联的盟国，中国还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原苏联政府需要避免领土纠纷和民族挑唆；而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存在，一度成为二战后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障碍。
为向独立迈近一步，1990年代里，布里亚特发起了为共和国“正名”的政治运动，认为1958年的更名是“原苏联对布里亚特民族镇压行动链条上的一环”，要求平反，首先是正名（也就是政治、法律上平反）；再将布里亚特与乌斯季-奥登、阿金区合并（领土平反）。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布里亚特的要求都不予支持，俄国政府对民族问题是敏感的，从不犯糊涂，岂能上当？田中实际上是迎合、鼓动布里亚特的政治运动。
日本为施加更大影响，造访布里亚特的日本客人非常频繁，但谈判经年，却未迎来日本人的大笔投资。显然，日方的醉翁之意，不在于发展经济合作；到后来，这些情形也引起当地官员的怀疑。有一次，布里亚特总统列·波坦波夫曾说起：他曾直截了当地对日本领事说，对不起，我对于与您会晤不感兴趣：“你们来了，鞠躬，很客套地说话，但是，经济合作没有任何推进——尽管你们对布里亚特的矿业潜力非常了解。”
日本人又从语言入手，布里亚特采用双国语：布里亚特语和俄语。但是，田中教授公开宣扬：没理由“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国家中采用双语制”。日本出版的《布里亚特人的悲剧》被译成蒙语，在布里亚特官方报纸上发表，其中称：私有化导致蒙古人的土地被俄罗斯族占据，是对布里亚特人的毁灭性打击；布里亚特境内本来只有蒙古族居民，俄罗斯族都是外来人，但他们却在各方面都成为主人；俄罗斯人的到来还导致生态恶化，纯净的贝加尔湖处于灾难边缘。
日本的田中下了一盘很大的棋，他在他写的《蒙古民族与自由》一书中表示，谈及蒙古民族和语言的统一性，就必须将布里亚特人纳入视野：“内、外蒙古之间不存在任何自然边界，外蒙古和布里亚特之间也是如此”，就如发源于蒙古的鄂尔浑河一样，在补给了大量水量之后，下游变成色愣格河注入贝加尔湖。这样，贝加尔湖就成为蒙古民族的湖——确切说，是布里亚特-蒙古民族的湖。显然，这是宣扬了一种以布里亚特为核心的“泛蒙”地缘政治思想，涉及三个主权国家：中国、俄罗斯和蒙古。按照田中教授的设想，中、俄的领土将被肢解，在蒙古、中国、俄罗斯乃至中亚地区，就会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蒙古语族的“大蒙古国”。这样一个大蒙古国，将成为日本和西方遏制中、俄的工具，承担其特定使命，这是一盘很大的棋。
“泛蒙”与喇嘛世界
历史上，蒙古人自元朝起，就信奉藏传佛教，在民间信仰方面，藏传佛教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蒙古国民、中国蒙古族一样，俄罗斯国内的蒙古语族也多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而从中、俄历史来看，泛蒙思潮往往与藏传佛教（喇嘛教）徒的宗教、政治活动结合。除了历史、种族、语言之外，“泛蒙”的另一个思想纽带，就是藏传藏传佛教（喇嘛教）。身处中、俄两大国夹缝中的蒙古国，1991年以来积极推行所谓“第三邻国”的外交思想。美国、日本等国是“第三邻国”，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故乡印度也是“第三邻国”；同时，蒙古语族与同信仰的中国藏族感到亲近。中、俄、蒙三国的蒙古语族和中国藏族一起，形成一个喇嘛世界，加了个兄弟，多了份力量。
求同存异，2006年12月，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访问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表示：我们等待阁下您已经等了400年，强调同属蒙古民族（一个是鞑靼东蒙古本部黄金家族、一个是瓦剌漠西蒙古卫拉特，明朝开始一直是打得头破血流啊！）；并认为，是藏传佛教（喇嘛教）将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联系在一起。
信仰的力量巨大，在2006年8月，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蒙古政府对达赖来访高度重视。一些人称：这是独立的蒙古国的意志的体现，表明：蒙古国不畏惧中国的压力。当然，蒙古国主要希望借助达赖访问改善蒙古国的经济社会困境；此外，还有政治用意。恩赫巴亚尔表示：达赖来访让蒙古民族联合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达赖给蒙古人的许诺，从其分裂立场出发，达赖喇嘛寄希望于蒙古、俄罗斯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徒。2007年11月，达赖称：藏族和蒙族是孪生兄弟，号召俄、蒙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徒团结起来；并称：若他作为“政治难民”老死异乡而未见“西藏独立”，活佛可在印度、俄罗斯或蒙古转世，继承其衣钵（中国是绝不会同意的）。
达赖是藏传佛教世界的精神领袖。俄罗斯的蒙古语族都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而蒙古语族地区的政治精英也以接近达赖为时髦。1992年，达赖喇嘛访问图瓦，图瓦领导人与达赖打得火热；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几乎每年都要拜会达赖，私交甚笃。俄藏传佛教（喇嘛教）领袖明显同情和支持“藏独”势力。
改革开放在1991年以后，新思潮泛滥，中国内蒙古也有一些组织和个人，煽动“泛蒙”思想和运动；俄罗斯的“泛蒙”形势，也可能影响到中国。
我们要警惕藏独对泛蒙古主义的影响，2008年是“藏独”能量释放的高峰，而在内外压力作用下，“藏独”可能与“泛蒙”（与“东突”合流之事，已见诸报端）合流。3月14日的“藏独”暴乱后，3月16日，俄罗斯联邦中央佛教管理局主席崔·道尔吉·布达耶夫迅即表态，放言“希望西藏发生的事件能促使中国民主化”（俄罗斯总是在中国背后捅刀）。“藏独”骚乱事件，也在俄罗斯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徒、蒙古语族中继续发酵。
中国目前只有加快经济建设，提高国际地位，才能遏止泛蒙古主义对我国稳定局势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