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扫荡了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广大地区，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和恐慌。
蒙古骑兵vs欧洲骑士
欧洲人对蒙古人一无所知，甚至将蒙古人的入侵比喻为来自地狱的“上帝之鞭”。
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是什么种族，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跑出来的。
欧洲人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深度了解蒙古人，至少要知道他们入侵的目的和今后的打算，以便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强大敌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们承担起了了解“可怕世界”的蒙古人使者的角色。在这些传教士的游记中，详细谈到了蒙古地区的地理、自然条件，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性格。
从这些带有一定主观偏见色彩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西方人眼里的蒙古人形象概况”。
1）陌生可怕、茹毛饮血的野蛮人
在13—14世纪的欧洲人游记中，蒙古被普遍称为“鞑靼”，即便当时的蒙古人并不喜欢“鞑靼”这个称谓。据说在法语中，“Tartare”一词有“来自地狱的魔鬼”之意。
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全欧主教大会，商议如何应付蒙古军队可能入侵的一系列问题。
从波兰和匈牙利逃回的基督教修士们说，蒙古贵族及其追随者中有许多人信仰基督（多为景教徒）。会议一致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劝他们停止杀戮，不要再攻击其他民族，并希望他们信仰基督。
于是，以柏朗嘉宾（意大利人）为首的三人使团（后一人因病而返，仅波兰修士本笃随行），立即出发，出使蒙古。对于柏朗嘉宾而言，陌生的蒙古人身上充满着不可预见的危险，并为之惶恐不安。
就像《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里写的那样：
尽管我们曾担心会被鞑靼人或者其他民族的人所杀戮或终生成为他们的俘虏，或者会遇到饥饿、干渴、寒冷、受虐待和过度的劳累会使我们难以忍受。所有这一切果然大量地降临到我们头上，除了死亡和永远被囚禁之外，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心怀忐忑的基督教教士们，在进入蒙古地区之后，立刻着手观察和接受来自不同人群的关于蒙古人的各种信息。
总之，他们对蒙古人习俗的描写多集中在负面。
譬如饮食习惯：
他们的食物是用一切可以吃的东西组成的。….他们烹食狗、狼、狐狸和马匹的肉，必要时还可以吃人肉….由于他们围城的时间拖延太久，鞑靼人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于是便从十个人中选择一位供大家分吃….更有甚者，我们还发现这些人吃虱子….我们甚至还发现他们捕鼠为食。
这样的描述，显然有主观臆断和道听途说的成分，但也无形中刻画出了他们对蒙古人的恐惧心理。
较柏朗嘉宾稍晚的教士鲁布鲁克（法国人）也在自己的游记《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记录了关于蒙古人生活中的“陋习”：
他们从不洗衣，因为他们说天神会因此发怒，并说如果他们挂起衣服来晒干，那会打雷的。……他们从不洗碗，在煮肉时，他们用锅里煮的肉汤来冲洗盛肉的碗盘，再把汤倒回锅里。
出版社通常将两本游记“合二为一”，进行出版
除此之外，这些教士的游记中还有诸如“蒙古人喝马血、吃人肉、鼠类和动物胞衣”以及其他粗鄙的卫生习惯等内容。
显然，这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蒙古人，“毫无悬念地”被打上了“野蛮”的印记。
2）贪婪成性且无礼
除了“令人发指”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他们还对蒙古人的“贪婪和无礼”，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譬如说，蒙古人会向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极其仗义”地索要礼物。
柏朗嘉宾进入蒙古地区之前便听说：
当地人还索取大量礼品….如果真是不肯以厚礼馈赠，他们就会鄙视你，会把你看得一钱不值，草芥不如。
如果赠礼是代表一位大人物相送的，他们根本就不会接受微不足道的薄礼，而是说“你从一位大人物那里而来，而所给却如此微薄！”所以，他们甚至不屑屈尊收取。
如果使节希望不辱使命而圆满地完成出使，那就需要他们更为慷慨解囊地以厚礼相赠。
我们被迫把自己的一大部分东西作为礼物馈赠他们，而这些东西本来是由信徒们施舍给我们作盘费而使用的。
鲁布鲁克在出发之前，也对蒙古人向使者索要礼物这一点有所耳闻，为了使自己的旅行一路畅通，他特地做了相应的准备：
我从康士坦丁堡随身携带了果品，麝香葡萄酒和精美的饼干，送给头一批（鞑靼）长官，好让我旅途方便些，因为在他们看来，空着手去是不礼貌的。
不过，“准备稳妥”的鲁布鲁克，在进入蒙古地区后，还是遇到了麻烦：
他们不论看到什么东西，就以一种最没有礼貌和最厚着脸皮的方式来索取….他们不知感恩，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任何人都不应拒绝送给他们任何东西….我感到好像从魔鬼的手掌中逃了出来一般。
由此可见，这些传教士对当时蒙古人“贪婪”“无礼”的评价，也不无道理。
3）大汗富可敌国，拥有绝对权力
实际上，这些游记对普通蒙古人的记载乏善可陈，甚至有道听途说的成分。
不过，对于众人之上的蒙古大汗，他们的描述却颇为详细。这些记述无一例外，都突出了大汗富可敌国且拥有绝对权力的事实。
其中，鲁布鲁克的描绘可谓非常细致。
巴黎的威廉师傅……为蒙哥汗制造了一棵大银树，在它的根部有四只银狮子，每一只狮子嘴里有一根管子，喷出白色的马奶。在树干里面，有四根管子通在树顶上，管子的末端向下弯曲。在每根管子上面，有一条镀金的蛇，蛇的尾巴缠绕在树干上……在四只狮子中间，有四个银盆，准备各自承接一种饮料……这棵树有银制的树枝、树叶和果子。
蒙哥：没有几个人比我更有钱！
他们丝毫不吝笔墨，来描绘蒙古最高统治者的富有，甚至连以虔诚著称的天主教传教士约翰·孟帖·科尔维诺，在向教皇汇报自己的东方见闻时，仍不忘提及蒙古大汗的财富：
据我见闻所及，我相信在土地之广、人口之众、财富之巨等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或君主可与大汗陛下比拟的。
在他们看来，蒙古大汗的富有是难以想象的，对于未曾亲见的人来说也是难以置信的。
4）只信奉偶像教的异教徒
传教士们东来的目的，除了刺探军情，更重要的是想凭借自己的游说，让以大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们，皈依基督教。
不过，当他们踏上蒙古的土地，并深度了解了蒙古人后才发现，那些关于“约翰长老”、“蒙古大汗信仰基督”的传闻是多么的荒诞不经。
因为彼时的蒙古人，多信仰的是以萨满教为代表的偶像教。正如约翰·孟帖·科尔维诺在致教皇的信中所呈现的的那样：
我递呈了教皇陛下的信件，劝告皇帝本人信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罗马天主教，但是，他对偶像教的迷信太深了。
柏朗嘉宾对此也颇有看法：
鞑靼人只信仰惟一的一尊神，它是人世间可见和不可见之万物的缔造者，他们认为它是人世间福祸的主宰者….他们拥有一些用毛毡做成的人形偶像，将之置于自己的幕帐大门的两侧，偶像的脚下放置一些用毛毯做成的乳房一类的东西….他们崇拜和敬仰太阳、月亮、火和水，甚至还包括土地….”。
柏朗嘉宾提到的“人行偶像”，就是萨满教里的“翁衮”
这些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为蒙古人顽固的信仰感到不可思议。以蒙古大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们，并不反对他们在其国度里传教，但丝毫没有皈依的意思。
当柏朗嘉宾向当时的蒙古大汗贵由，呈上了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信件时，贵由“毫不客气”地给出了“极其傲慢”的回复：
….谁也不可能违背上天的意愿，西征是遵从长生天的旨意。现在你们应该诚心诚意的归降我们，并且年年进贡，那样你们才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如果你依然不遵从长生天的旨意，对我的劝告不理睬，还把我当作敌人来看待，那么我将让你知道不遵守规矩不服从命令的后果。
传教士们在信仰长生天的蒙古大汗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在自己的游记和给教皇的信件中，描绘这些“顽固”的蒙古人的偶像信仰。他们希望以基督教来“驯服”蒙古人的“梦想”，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据说，当时的西方世界收到这封信后，陷入了严重的恐慌，英国甚至还海禁了好几年。
正如鲁布鲁克说的那样，“ ….贵由汗和蒙哥汗对基督徒比对其他人更尊敬，尽管事实上他们都不是….”
今天看来，这些传教士的记录，既有真实的部分，也有道听途说的“传说”。可参考的价值当然很高，但也没必要过于较真。
但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所认识和接受的蒙古人形象。
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欧洲人再次接触到蒙古的时候，这些形象才逐渐被推翻而获得新的认识和判定。然而，这时候欧洲变了，欧洲人变了，蒙古人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