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时期，一个政权在南方一个政权在北方，这种情况可称为南北朝。互称为南朝北朝，表达了对彼此政权的尊重，以及对回归大一统的期待。

一 明朝使臣自称大明为南朝

朱元璋及其后裔未能兼并北元——蒙古政权，迫使蒙吉政权称臣纳贡，也只是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局部地实现过，南北对峙的局面延续下来，明朝君主们不得不习惯于这样的局面。

永乐六年，明成祖朱棣致书本雅失里云云“我太祖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加意抚恤，来归者辄令北还，如遣脱古思帖木儿归，嗣为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此似为以“南北”来称呼明、北元两个政权之始。不过处于优势的明朝一方总不肯直截了当地使用“南北朝”这个词，太祖、成祖固是如此，后代君主及其臣僚更不待言。大约在孝宗年间，兵部主事何孟春《上大司马相公书》云：“比闻北虏有书，要三千人入贡。……虏称‘书’而不‘表’，与我抗也；称我以‘南朝’，是将北等我也。”害怕一称“南朝”就“将北等我”，失去“天下主”的正统地位。他们的文件、言谈总是摆出臭架子，自称“天朝”“中朝”，但处于困境的时候也不得不流露真情。早在正统、景泰间，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明朝使臣与瓦剌也先交涉时，就自称“南朝”，说“今南朝沿关口，军马多者十余万，少者七八万，极少考二三万，俱各奋勇，欲报君父之仇。”

二 明朝下层人民以“南朝”“北朝”来称呼明朝和蒙古

明朝一方被统治的汉族人民，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他们以“南朝”“北朝”来称呼明朝和蒙古。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嘉靖四十年六月初八日，“朱朝大明国”山西太原府代州崞县儒学增广生员段清题记，在诉说自己一家如何流落草地以后写道：“后至四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有妹夫石枚带领幼男甲午几投过南朝去了。”这南朝就是明朝。又有张鲁那题记：“嘉靖三十八年，张鲁那在北朝丰州。我与达儿汉……板升下……木匠张进峰，山西汾州爱子里人氏，蔚州……水北村主（住）。林（临）行上……达儿汉，后到北朝多亏你。如今众要……不由我说要留下。木匠根（跟）通事……。”张鲁那即张进峰，自称山西人。现在“北朝丰州”。呼和浩特地区元朝为丰州，嘉靖三十八年左右正由蒙古俺达汗统治，所以这里的“北朝”无疑是指蒙古封建政权。段清、张鲁那，一增广生员，一木匠，都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小知识分子或劳动人民，而题记本身又均为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毫无做作之态，他们称明、蒙古为南朝、北朝，反映了南北朝的称呼在当时汉族下层人民中普遍流行的客观事实。

三 蒙古一方用南朝来称呼明朝

至于蒙古一方，据明代汉文文献记载，称呼明朝和蒙古为南朝，北朝的记载，也屡有所见。土木之变前后，为交涉通贡和释放明英宗，明朝与蒙古之间使臣往来频繁，蒙古封建主的一些片言只语得以留传下来。英宗正统末年，瓦剌也先对明朝派来的通事言：“吾有子，请婚南朝公主。”后来英宗被俘，袁彬又从也先部下知院处得悉：“我太师也先曾说，我有什么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皇帝一会。”这都是也先亲口所说，他一概将明朝称为南朝。李实受命赴也先营交涉，至土木，也先所遣右丞秃马“指顾曰：上皇在彼被留，南朝枉有人马众多，不能战。”显然。蒙古一方上上下下都按照也先的口气，用“南朝”来称呼明朝。

达延汗在位，“南朝”的称谓更直接见诸大汗致明朝的国书。这件国书虽已不可见，却能由上引何孟春文略窥端倪。何孟春说:“是将北等我也”，无疑达延汗的蒙古是以北朝自居的。

四 俺答汗和普通牧民也称明为南朝

俺答汗时期，南北交涉更多。嘉靖二十五年七月，俺答派使者李天爵“持番文至，谓：吉能欲犯河西，渠差人往谕，谓且入贡南朝，止令勿抢。”隆庆四年把汉那吉降明，俺答对明使鲍崇德说：“今天使我孙投降南朝。”而那位把汉那吉，在下决心降明时，一边骂他的祖父，一边愤慨地表示：“我即降南朝”。另外，嘉靖二十年，俺答求卜，“乃往问神官。神官，胡中善卜者：‘若欲得吉，必入贡南朝乎？’”俺答和他的孙子以及他的部众们，都把明朝称作南朝。隆庆五年正月，吉能使者摆言恰等到榆林墙下要求通贡“吉能使我们出来，议要和，各分地方住牧。……若南朝人出边寻探柴草，不许捉脱衣裳；查出，原达子罚马一匹，牛羊各一只；若还杀死，就与偿命。乞南朝通丁不要赶马打帐。”则吉能和他的部属使者们也是这么称呼。
普通的蒙古族牧民，他们的生活思想、言谈举止本来就很难在文献史料中留下痕迹，至于如何称呼明朝和蒙古，就更不容易搞清楚。但有时史料也会透露一点消息。景泰四年十一月，大同东路参将方善奏称：“鞑贼累至边墙索羊酒，且言来看南朝墩台”。则蒙古牧民也和上层统治者一样，习惯于南北朝的称呼。

北方草原地区，通过千百年与中原文明的接触，经济、文化都与汉民族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蒙古部落与明王朝互称南北朝，为满清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封建帝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