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在金庸先生笔下是一位刚烈勇武的豪侠。他满腔民族主义情怀，一出场便是千里追杀通金的宋奸，从始至终都以家国大义为立身之本。义守襄阳的郭靖，其实便是放大版的丘处机。
而历史上真实的丘处机，是一位纯粹的宗教人士。作为道教的宗师级人物，他一生行止都以光大道教、传播道法为己任。他并不敌视金朝乃至后来的元朝，更对南宋没什么感情。宗教徒的归属总是要超越于世俗政权，他们要效忠的是自己的信仰，而非某朝帝王。
丘处机出生于1148年，即金熙宗皇统八年，南宋的高宗绍兴十八年。他出身于山东登州栖霞县一个农人之家，字通密，年幼失去双亲，由兄嫂抚养成人。因为家境贫寒，丘处机未能就学读书，但他与众多宗教名人一样，自幼便有非同凡人的禀赋，不但“生而聪明”，而且“年未弱冠，酷慕玄风”，乃至于被善于相面者认为“此子当为神仙宗伯”。
1166年，18岁的丘处机开始修道，独自到山东文登县西北的昆嵛山烟霞洞修行。翌年，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到山东宁海县传道。丘处机前往拜见，受到王重阳青睐，被收为徒，赐道号长春子。
1170年正月，王重阳仙逝。从拜师到老师去世，丘处机在王重阳身边不过3年，这期间只是“夕侍左右，甘洒扫之役”，受到传授很少，按丘处机自己的话来说是“未沐一言之诲”。能否得道，其实并非仅靠老师的教育，自己的悟性和修持更为重要。丘处机以自己的努力，得到老师临终前“此子可教，吾宗赖有大行”的评价，并嘱托大弟子，也是继承自己掌教之位的马钰教导丘处机。
丘处机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四人扶灵回到终南山，一起为其师守墓长达3年之久。守孝结束后，丘处机便在宝鸡磻溪自修6年，后又去陇州龙门山龙门洞潜修7年。这13年中，丘处机都是过着“降心炼行，箪瓢不置，日丐一食于村落，弊屣衲衣，昼夜不寐”的苦修生活，坚持穴居、乞食，以禁欲断情、苦己利人、清净无为修行根本。苦修结束后，他出山传道，很快声名大振，皈依者摩肩接踵，“道既成，远方学者咸依之”。
全真教在北方传播极为迅速，甚至到了“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佰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的程度。对全真教的发展壮大，丘处机居功至伟，后世评价他，“是教也，源于东华，流于重阳，派于长春，而今而后，滔滔溢溢，未可得而知其极也”。
因此，丘处机虽不是全真教的掌教，却是全真教中名声最大、信众最多的道人。而他的声名也引起了金朝朝廷的注意。1188 年，金世宗诏请丘处机赴中都(今北京)，敕馆于十方大天长观。
丘处机很尊重被后世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他欣然奉诏至中都主持“万春节”醮事。在中都期间，丘处机多次与金世宗面谈，金世宗向他请教长生不老之术。丘处机坚持全真教性命双修和不以方术欺人的宗旨，劝诫金世宗要节欲，行无为之道：“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恭己无为，治天下之本，富贵骄淫，人情所常，当兢兢业业以自防耳。诚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远。诞鬼幻怪，非所闻也。”
这一番“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的言论，虽然没能让金世宗如愿得到长生之术，但也“甚惬上意”。当丘处机离开燕京时，金世宗特赐钱十万作为供养，丘处机道家本色，予以拒绝，更为金世宗赞赏。有了金世宗的支持，丘处机在民间声望更隆，“官民信向，往来不倦”。
既获得民间信仰，又有皇室推崇，丘处机已经是全真教的代表了。全真教第四任掌教刘处玄去世后，丘处机毫无争议地接任为全真教第五任掌教。成为掌教后，丘处机使全真教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北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道教教派。
1189年(金大定二十九年)，金世宗去世，丘处机特撰《挽世宗词》进行悼念：哀诏从天降，悲风到陕来。黄河卷霜雪，白日翳尘埃。自念长松晚，天恩再诏回。金盘赐桃食，厚德实伤哀。
继承其位的金章宗，对日益壮大的全真教十分警惕，着手予以压制。先是以“惑众乱民”为名，“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之后，“又禁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堂者，并禁止王亲及三品以上官员与之往来”。
面对打压，丘处机回到故乡栖霞隐居起来，一面传道，一面率领道众“力服耕耘，分己之粮，以济饥馁”。他将全真教办成了具有互助和慈善功能的教团，虽无官府支持，却教众日盛。
金章宗的作为，使全真教与金朝朝廷原本融洽的关系遭到破坏，也为日后丘处机面见成吉思汗埋下了伏笔。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蒙古弱小之时，金朝不但将其可汗钉死于木驴之上，还实行减丁之策，每三年发一次兵向北剿杀蒙古男女老幼。如今蒙古已然强大，自然要大举复仇。
1211年，成吉思汗来到蒙古的圣山不儿罕山，“脱帽，解带搭于肩，三次以头叩地”。他祈祷道：“长生天在上，朕决意整顿军马，为被金王卑鄙残害致死之斡勤巴儿合黑亲王与俺巴孩汗报此血海深仇。天若许朕复仇，则助朕一臂之力，命下界所有人神齐集而助我一战。”
是年九月，蒙古铁骑扬鞭南下。金朝虽有百万大军，早已腐朽不堪，“军政不修几三十年，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之余，不堪战阵”。蒙古军势如破竹，连下金朝北疆边城，破居庸关，直至中都城下。
到了国破山河碎的时候，金朝朝廷又想起丘处机来。此时的皇帝金宣宗已经被逼迁都南京（汴梁，今河南开封），面对一筹莫展的局势，希望得到“神仙”的指点。于是，金宣宗多次遣使诏请丘处机进京商讨，并赐给“自然应化弘教大师”之号，可丘处机已经对金朝不抱希望，婉言谢绝。
与此同时，南宋的宋宁宗也多次遣使诏请丘处机为南宋效力，他也辞不赴命。
丘处机拒绝金、宋皇帝的延请，并不是因为清静无为，否则他为何会与金世宗有良性互动呢？作为一教掌教，要为自己教派的生存和发展负责，而所谓“不依国主，法事难立”，总要获得当权者的支持。丘处机已经看出，无论是颟顸混乱的金，还是苟安软弱的宋，都不再是日后的主角，而曾经地处偏远、时人不知其名的蒙古正蒸蒸日上，大有并吞天下之势。
戎马倥偬间的成吉思汗早已得知“丘神仙”的大名，他此时开疆拓土并所向无敌，但年老的他有着对生命逝去的恐惧，希望得到长生不老的法术或仙药。于是，成吉思汗也派人延请丘处机。
对于成吉思汗的邀请，丘处机起先也是拒绝的。成吉思汗与金、宋皇帝不同，没有因拒绝而作罢，先后三次相邀，并在给丘处机的信中说道：“朕心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成吉思汗还表示，他延请丘处机目的是“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只要丘处机愿意与他相见，他会“亲持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如此诚意相请，丘处机不好再拒绝，起身前往漠北草原，面见成吉思汗。但当丘处机动身之时，成吉思汗已经率蒙古大军西征，不在漠北草原了。年过古稀的丘处机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留在燕京（金中都，被蒙古攻陷后改名燕京），等成吉思汗东返后陛见，并自草《陈情表》奏请成吉思汗裁决。成吉思汗没有允准，再次下诏恳切催促丘处机西行。经过考虑，丘处机决定不顾年迈体衰，西行谒见。
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邀请，从山东前往燕京，当然考虑身为全真教掌教为自己教派争取权力支持。但不顾自己73岁高龄万里西行，就不仅仅出于简单的政治上的考量，而是出于出家人的慈悲与坚持。他希望通过自己与成吉思汗的会见，减少战乱对黎民百姓的残害。
决定冒险启程时，丘处机一定想到了成吉思汗诏书中的那句“以忧民当世之务”。对他而言，“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启程时，他给燕京的道友留下了一首诗，或可是他心境的写照：十年兵火万民愁，千年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年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极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
1221年2月8日，丘处机踏上征途。此次西行有成吉思汗的官员一路护送，但行程数万里，跨高山，过大河，穿沙漠，只能靠畜力和双腿，其中的艰辛也可想而知。
丘处机一行从翠屏口北上，度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外万全县）、抚州（兴和县）、盖里泊（今伊克勒湖）、鱼儿泺（今内蒙古东南的达里诺胡）。四月初，他们至斡赤斤大王（成吉思汗四弟）帐下，又向西北经陆局河（今呼伦湖），翻长松岭（今杭爱山）。
七月，一行人到达阿不罕山，丘处机命弟子宋道安等九人在此建观，名曰“栖霞”。八月底开始，丘处机与其余弟子先后到达阴山（今天山）、和州（即火州，又名哈剌火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柳城西七十里，吐鲁番东三十里）、鳖思马（即别失八里，其地在唐朝时为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
九月，他们至回纥昌八剌城（在天山北麓往伊犁之大道间），过天池（蒙古人称之为察罕赛喇木淖尔，汉言“白静湖”）。九月底，他们至阿里马城（察合台汗国都城）。十月中旬，至大石林牙（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伏龙芝），又西行至塞蓝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塔什干及奇姆肯特城一带）。十一月，他们至邪米思干（今撒马尔罕）。
1222年三月中旬，丘处机经由碣石城（今沙赫里夏勃兹）、铁门关（今阿富汗库尔勒城北），终于在 1222 年四月到达大雪山 (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 八鲁湾川（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的成吉思汗行营，谒见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一见丘处机，便开门见山求取长生之术：“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和当年面见金世宗一样，毫不隐瞒，直接回答自己只有养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若想长生，需要“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丘处机拿金世宗为例，指出当年金世宗沉溺酒色，到了“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的地步，但在修身养性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成吉思汗十分欣赏他的诚实，说道：“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成吉思汗赐号丘处机“宗师”，敕命其掌管天下宗教。
两人相处了一年之久，丘处机不断对成吉思汗讲授“敬天爱民”的道理。成吉思汗笃信萨满教，以长生天为最高信仰。丘处机因势利导，用天命进行劝谏，指出成吉思汗是“本天人耳，皇天眷命”，那就应该“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因此要“少杀戮，减嗜欲”。
丘处机以止杀为念劝谏成吉思汗，从而留下了“一言止杀”的佳话。其实，“一言止杀”是后世的美化。
成吉思汗见过丘处机之后，征服世界的脚步并未停止，其子孙更是不断征战，几乎征服了当时已知世界的三分之二。战争是免不了杀戮的，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即使其发动者想要“止杀”都难以办到，又岂能因丘处机一言而止？
丘处机的劝谏并非完全没有作用。据历史学家韩儒林考证，自丘处机讲道到成吉思汗东归，“这段时间，蒙古人似乎没有在钦察草原进行大征战”。《元史》记载，成吉思汗生前最后一战即灭亡西夏的战争中，成吉思汗病重，临终前留下遗言：“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虽然，这个“止杀”未必与丘处机直接相关，何尝不能说是丘处机当年种下的心锚呢？
让全真教成为战乱之地黎民百姓的庇护所
1224年，76岁高龄的丘处机返归燕京。他辞别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便已下诏，将燕京的太极宫赐给丘处机作为驻锡之所。然而，此时的太极宫已经被毁，遍地瓦砾，荒草丛生。丘处机命弟子王志谨主持修缮。
历时3年，太极宫殿宇楼台焕然一新。1227 年五月，成吉思汗亲自为修葺完毕的太极宫以丘处机的道号改名为“长春宫”。长春宫自此为当时道家第一丛林，全真教的中心，也从此成为全真教的祖庭，即今天北京的白云观。
除了长春宫，成吉思汗还在原金朝御花园琼华岛修建了“万寿宫”赐给丘处机。他先后两次传旨，指示燕京官员允许丘处机随地居住传教，“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爱愿处即住”。地方官员本就大多崇信丘处机，有了大汗旨意，自然各种供奉源源不断。不仅燕京的官员一次性便赠与土地数十顷，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各地官员，也纷纷捐献大量土地给全真教，使得全真教宫观、土地迅速增多，“殿堂厨库，蔬圃井硙，无一不备”。
雄厚的物质条件下，丘处机及弟子们更加广度道徒。他们还创建了平等、长春、灵宝、长生、明真、平安、消灾、万莲八个传道组织，使得全真教众成几何倍增长。
丘处机毕竟是一代宗师，虽然要注重教派的发扬光大，但更要遵循敬天安民、普度众生的理想。他西行面见成吉思汗，不仅让全真教成为当时北中国第一大教门，让自己成为官方认可并推崇的最高宗教领袖，更是让自己获得了成吉思汗钦赐的虎头金牌和减免道教差役的敕书。凭借着这一特权，再加上丰富的土地财货供给，全真教遂成为战乱之地黎民百姓的庇护所。
随着蒙古攻金的不断深入，北方各地均陷入战火。金朝屡战屡败，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掌控力，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互相攻伐，更使得各地残破，生灵涂炭。受成吉思汗之命经略中原的太师国王木华黎，采取了一些招抚豪强、安定百姓的政策，但毕竟战事未平，难有根本转机。于是，丘处机开始了广泛的救济，命弟子们“持牒招求于战伐之馀”，也就是用皇命为标榜，以发扬全真教为名义，救助战乱流离者。
全真教的努力获得巨大成效：“是时天下初定，民未厌服，而叛命者众，朝议将致天讨以罚□之。汤火遗黎，旦暮假息，竢命于锋镝之下。丘虑蒿兰共刈，百方周至为之曲说，竟用是豁免。至有囚俘亡命，辄辎其冠而羽其衣者，一无所问。凡前后所活，无虑亿万计。”
尤其对战乱中最无自保能力的读书人，全真教更是给予最大的帮助。“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马所至，以师与之名，脱欲兵之祸者甚重。”在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至于北方各地，读书人“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
钱穆先生便认为：金元时代的北方遭受第二次大灾祸，士族门第已不存在，社会无可屏蔽的情况下，全真教借宗教为掩护，弥杀机，召祥和，为社会经济保存了一线生机，为传统文化保存了一脉生命，是为全真教在当时最大的贡献。
乱世中的宗教济世救民，恰恰是与权力达成互信和合作，才能用影响力去救助苍生，而非靠高强的武功逞强斗狠。
1227年7月7日，七十九岁高龄的丘处机在长春宫去世，道教信众和百姓为了纪念他，把他的诞辰——正月十九定为“燕九节”。
《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丘处机“生于宋绍兴戊辰( 公元 1148 年) 正月十九日，故都人至正月十九日，致酹祠下，为燕九节”。每年的正月十九，万众云集长春宫，以各种形式来悼念这位丘神仙。《燕京岁时记》载：“白云观……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至十九日为尤盛，谓之会神仙。相传十八日夜内，必有仙真下降，或幻游人，或化乞丐，有缘遇之者，得以却病延年，故黄冠羽士，三五成群，跌坐廊下，以冀一遇。”
时至今日，北京还有在每年正月十九要到白云观去会神仙的习俗。
乱世中的宗教济世救民，恰恰是与权力达成互信和合作，才能用影响力去救助苍生，而非靠高强的武功逞强斗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