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起源与拓展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近3200公里，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这个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勇气，传承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庞大工程并不是一次性开挖完成，开凿至今经历了2600多年的历史沿革，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历个朝代的不懈努力，逐步完成这样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
大运河的起源从春秋时期开始，据司马迁在《史记》的《河渠书》中记载，楚国是春秋时期开凿运河最早的诸侯国。公元前613年，孙叔敖为楚相，在晋楚争霸中，为了北上结盟问鼎中原，先后开凿了两条运河，一条是“通渠汉水、云梦之野”的“荆汉运河”，另一条是“巢肥运河”，这两条运河到公元前578年完成，沟通江汉、江淮，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运河。
到了春秋后期，地处太湖流域的吴国逐渐强大起来，雄心勃勃的吴王阖闾、夫差先后打败了西方的楚国和南方的越国，欲北上与齐、晋争霸中原，先后开凿了“堰渎”“胥浦”“古江南运河”“百尺渎”“邗沟”“菏水”6条运河，这6条运河向南可以到达钱塘江，向北可以通达黄河、济水。其中最著名的邗沟，它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下令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人工运河，运河南起长江茱萸湾(今扬州市)，引长江水向东北，直入射阳湖，再由射阳湖通至淮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市)注入淮河,全长约160公里，夫差在长江口处修筑了城池，名叫邗，河因城得名，称为“邗沟”。 邗沟是京杭大运河开凿最早的一部分，至今还在使用。
齐国是春秋时期的富庶国家，为发展经济，齐国开凿了淄济运河，连接淄水和济水，齐国船只既可由淄水入济水，又可以直接通往中原各地，提高了临淄的富裕程度，成为东方的一大都会。
战国时期，魏国（惠王时期）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兴修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鸿沟。鸿沟不是一条单一的水道，而是由几条运河构成的水系，其中主水道由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行至开封，其后鸿沟经过两汉治理，由开封接着开沟向南入颍水至寿县与淮河相接，所以鸿沟在西汉又称荥阳漕渠，东汉时改称汴渠。
秦朝统一六国，秦始皇时期曾挖两条运河。一是丹徒水道，又称江南运河，这是为了加强对江南的控制，始皇帝“遣赭衣徒三千人”，在古江南运河和百尺渎的基础上，在丹徒、曲阳“凿破长陇”“截其直道”，形成镇江至丹阳的运河。二是灵渠，这是在征服南越时，为解决军粮运输的需要，于公元前219年，开凿了灵渠，沟通漓水（广西）与湘水（湖南），从此中原与岭南连接起来。
西汉初期提倡与民休养生息，文景之治免除天下田租，专供漕运的运河萧条下来，直到汉武帝时，处于无“漕天下，而给京师”的需要，开凿关中“漕渠”，漕渠以长安为起点，至潼关而入黄河，对于活跃关中和关东地区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都发挥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东汉建设了汴渠和阳渠两条通漕运河，汴渠建好后可以溯黄河而入洛水，溯洛水到达洛阳；阳渠东至偃师，再归入洛水，上溯洛阳。除汴渠和阳渠外，东汉在运河治理方面还有一项重要成就是对邗沟新道的改建，辟出了自高邮直达淮安的西道，不再绕行射阳湖，船程缩短300多里，就是今日江都到淮安的里运河前身。
三国时期，吴、蜀、魏都在自己的领地内开凿运河，用于运兵征伐。吴国开破岗读（句容），连丹徒水道，奠定江南运河的基本框架；曹操为征伐乌桓，大力发展黄河以北水运，先后修建睢阳渠、平虏渠、白沟等，连通了黄河和海河，成为隋代永济渠前身。
大运河自春秋到南北朝，经历1000多年的开拓，虽然还未能形成完整体系，但南北水运贯通以具雏形，基本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与钱塘江的水运干线，从而为大运河的贯通奠定了基础。
大运河的贯通与繁荣
隋朝建立后，结束了长达300余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隋文帝对于运河的开凿不遗余力，借运河构成全国划一的水道交通网，使国家的基础更加稳固。隋文帝先在关中地区开凿了广通渠，由长安到潼关，连接黄河，沟通关东地区，后又修治淤塞多年的邗沟。隋炀帝迁都洛阳后，政治中心东移，东部运河的南北贯通成为时代的要求。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诸郡上百万人，大规模地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首先开凿通济渠，由黄河岸边的洛阳直达长江边的江都（扬州），“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公元608年开挖南起黄河、北至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最后开凿从长江京口到杭州的江南河。从公元605年到公元610年，短短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在隋朝前历代开凿的分散、间断的运河基础上，有计划地展开了疏浚、改建、扩展、开凿，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上，完全凭借人力开凿沟通连接南方和北方的一条举世无双的大运河，成为中国运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开端，对后世中国的统一和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由于隋炀帝在短时间内开展了营建东都洛阳、修筑长城和开凿大运河等庞大工程，给百姓造成极其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他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终于民怨沸腾，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杀害，隋朝灭亡。不管隋炀帝主观目的如何，但他开凿运河所建立起来的全国水道交通网，使后人得到无穷的收益，也为唐宋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正如唐代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中所写：“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他评价隋炀帝开凿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唐宋两代是历史上封建社会发展繁荣的鼎盛时期，但对于大运河，他们两朝只是在隋朝大运河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以确保这一漕运要道畅通而已。运河对于唐代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很大，大运河在唐代具备了国家赖以发展和稳定的水道交通条件，特别是促进了江南一带的发展，使江南逐步成为经济飞跃发展、人口众多的地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唐朝成为当时亚洲和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固然由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促成，但不可否认若没有沟通全国的交通网，交流成为障碍，怎么会成为世界的中心？
到了宋代，黄河频繁决溢对运道损坏严重。从公元979年到公元1048年，黄河三次以泗水为洪水走廊，向南夺淮泗水道，流入黄海，三次通过御河流入渤海，特别是公元1048年，黄河在商胡决口后，向北夺用御河的时间长达一百多年。直到公元1194年，黄河在河南阳武决口，改道向南，全河夺淮入海，在开封至徐州间行汴水，自徐州至淮阴间夺泗水，由于淤积严重，到元朝建立前，只有御河（卫河）和江南运河、淮南运河尚能通航，中间的汴渠由于黄河的原因已完全淤废。
大运河的辉煌与衰落
元朝的建立，实现了我国规模空前的大统一。元代建都大都（北京）以后，由于粮食生产和生活用品需由南方调，元王朝千方百计重开南北运河。元初的京杭大运河，只有御河（卫河）和江南运河、淮南运河尚能通航，中间的汴渠由于黄河的原因已完全淤废。如果沿隋代运道重新开挖运河，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很不经济，线路要西绕开封，路远费时，因此需要重新选线，寻找直达的捷径。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并加以实施以前，元初南粮北调主要采取海运为主、河海兼运的做法，这样辗转运输，水陆交替，反复装卸，十分不便，运输效率很低。因此，为彻底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势在必行。
公元1275年，元丞相伯颜和都水郭守敬沿江淮至大都访问查勘，决定把隋唐时弓形南北大运河改变为直线，不再绕道河南，直接从淮北穿过山东，进入华北平原到大都。确定实现大运河的取直，就要开通山东境内泗水至御河300多公里的河道，以及通州至大都50公里的水上通道，就是新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公元1283年，兵部尚书李粤、鲁赤等开济州河。这条运河的线路是沿山东丘陵的西部，从济宁至东平的安民山，沟通了泗水与大清河（古济水）。这样，济宁以南利用泗水河道可抵徐州，北边有了济州河，可达大清河边上的安山。公元1289年开会通河，南起安山，北至临清，为了解决地形差带来的水位平衡问题，河段中建木闸多处。会通河、济州河开辟成功，使运道取直，比隋代南北运道缩短700公里，避免了中途盘驳之劳，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为了解决北京至通州这一段的水道问题，公元1291年，都水监郭守敬建议开通惠河，公元1292年春开工建设，公元1293年落成通水。通惠河利用北京西山诸泉水和白河水接济运河水量，通惠河虽然较短，也不需过分水岭，但水位落差达二十余米，同样不能行舟。郭守敬在运河上修建了十处双闸，共有水闸二十座。
通惠河建成后，北起元大都，南达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全部沟通，至此，江南的漕粮可以经江南运河、扬州运河、济州河、会通河，再经临清入御河至天津，沿通惠河至大都。这样一来，元代的运河起到了通漕运和交通南北的作用，通过运河把江南丰富的物资运到都城。元代的南北大运河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改变，奠定了现在京杭大运河的基础。
由于元末明初黄河多次泛滥侵袭运道，元代开挖的济州河和会通河都已淤废，明初只能采用海陆联运的方式运输漕粮，同时在北京建造皇宫所需的高档砖瓦和珍稀木材也需要运输，因此重开贯穿南北的内河漕运迫在眉睫。明成祖朱棣决定重开会通河，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调集十四万民夫，主持全面疏浚大运河，重点放在山东的会通河段。当时汶上县的一位叫白英的老人献策，建议把分水点设在南旺镇的“水脊”处；在宁阳以北改建堽城坝阻止汶水入洸，在坎河以西筑戴村坝阻止汶水北支入海，开小汶河引汶河水至南旺，在南旺建分水枢纽，南北分水济运。同时，在元运河的基础上于南旺镇两侧修建一系列水闸，节制水量，分段平衡水位。并利用南旺的地形，将附近的洼地修筑围堤，成为“水柜”，接纳山泉和汛期洪水，旱则以“水柜”之水济运。宋礼采纳了白英的建议，在堽城、戴村筑坝，水到南旺后南北分流，三分往南，七分往北，当地老百姓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新开凿和疏浚的会通河深一丈三尺，底宽三丈二尺，南北航运畅通，首创于元代的南北京杭大运河得以全线畅通，真正实现全线通航。
到了清代，清王朝高度重视大运河的治理，康熙皇帝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时时警惕自己。他任命靳辅为河督，靳辅提拔重用陈潢，他们在治理黄河的基础上，开凿中运河。正是开凿了中运河，使京杭大运河完全脱离了黄河，不再借黄行运，从此摆脱了黄河变迁淤塞运河、影响漕运的被动局面。清代大运河既是元明两代运河的延续，又有了自己的创新，大运河完全脱离黄河，使中国大运河走向了运河发展史上的顶峰。
清末，由于黄河下游日渐淤塞，改道决口频频发生，而清政府又陷入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危机，黄河屡治屡决，屡决屡塞，形成恶性循环。由于黄河在咸丰五年，即公元1855年，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北流，夺大清河入海，导致大运河被拦腰冲断，河水被裹挟入海。从此，运河难以全程通航，后来由于中国逐步被帝国主义侵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根本无暇也无力重修运河，运河迅速衰败。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政府废粮改银，运河因此废弃，黄河以北的大运河逐渐湮没。
大运河的沉寂与新生
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京杭大运河也就鲜有人问津，任其自生自灭啦！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运河得到了整治和规划。昔日以运粮为主的水上交通大动脉变为一条以南水北送为主的集多功能于一身的又一条经济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日渐展现出昔日的风彩。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全面推进，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运河死而复生，“流动的文化”运河时代已然开启，中华古文明之光正照耀着悠悠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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