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大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刘秀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刘秀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书，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实行轻徭薄税，为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救济粮，减少租徭役，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罢免贪官污吏，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光武帝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这样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历史上称其统治时期为光武中兴。其间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下面略述“光武中兴”改革举措：

中央官职改革：刘秀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但免其军政大权。刘秀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但一切行政大权归于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精简地方机构：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刘秀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整顿官场风气：刘秀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整顿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善待开国功臣：刘秀善待功臣，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并且招揽大批文吏入朝。

军制改革：刘秀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边防政策：刘秀以“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刘秀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薄赋敛征。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刘秀“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不轻易发动边功。

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刘秀在重建汉朝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试行度田制度：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抑制豪强：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东汉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刘秀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给予东汉政权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

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的定制。因各项政策措施的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崇尚儒术：建国后，刘秀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刘秀继承了西汉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刘秀巡幸鲁地时，曾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的行为，为了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初五，光武帝刘秀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遗诏说：“我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不要派官员或通过驿传邮寄唁函吊唁。”

刘秀死后不久，其子刘庄继位，于同年三月丁卯日，葬刘秀于原陵，上庙号世祖，谥曰光武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