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知历史，学问之人，都会回答，历史即是前车之鉴，如果前人所做而得，我们仿之；若失策，我们避免，这就叫前车之鉴。杜牧作《阿房宫赋》中文：“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意为警示后人，以史为鉴。很多事情，历史上都发生过，遇到事情处理的好与坏，也都有前例。我们不需要仔细思考事情的案例，有时照搬古人的成功做法即可。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就是为帝王所写，退一步讲是为有帝王之志的人写的。历史上的各种政变（宦官，外戚专权），军阀割据，兵将拥兵自重，帝王施政措施，重大事件，皆记录在案，成为后世历代帝王的教科书。

历史虽然是记录实情之书，然而我们在其中探求的，则是道理而非事情。事情只是一件，而道理却概括众事。我自己认为，世界上有两种术，一种是经世之术，即经营，运转世道之术。这种术重点在于对世道循环的经营。一种是驭世之术，即驾驭，控制世道的能力。有所得有所不得，皆出此二者。将二者相结合，既驭世，又经世，帝王才做的更久，这也可能是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初衷。

要处理的事情，必须明白他的性质。明白之后，付之以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要明白事情性质，非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成为这样子，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岂生来如此？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何不同于日本？观而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宋代提倡文治，提倡理学，至后世逐渐追求功利，重利。

我们学习历史，基本上都是从自己民族历史（我，即汉史）开始的。我自己就首推一位国学大师（注意，是国学大师，跟汉学大师有区别），他就是陈寅恪。大师的书，我虽然读得不多，但是他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却记得很清楚。这正是国人现在欠缺的。这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很难再找回来了。你现在看问题，思考东西。能不能真正的用独立，自由的方式呢？有人很难，因为潜意识里已经被僵化，奴化。它已经失去自我了。

历史，大都经过历朝政治的粉饰。然粉饰的也好，真实的也罢，我们在其中寻求的，亦不是真假，乃是各中的道理。这也是我一再提倡的，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精神，才能在历史探求中臧否人物，明辨是非。

所以，众人读史，我首先推举前四史。为何? 由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造诣价值为最高。因他们都是私人修史，皆作者毕生精力而成，无论文笔或独立性都远高于后世所著史书。虽前四史都不勉多少渗入作者主观思想，但无堪大雅。而后世史书，大多都官修，宣传统治者思想的比比皆是。按照统治者的思想去写，独立性相差甚远。而前四史中的《史记》，人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文笔生动丰富，表现力极强，堪称“经典中的经典”。《汉书》，集班氏三人之大成，不尽之典故皆出于此书。人称“读汉书可以下酒”。《三国志》对后世的影响无需费述。陈寿虽私人修史，著书多有遗漏，然《三国志》确实是《三国演义》的第一手史料。《后汉书》的文学史学价值不可估量，文笔优柔，善于刻画人物，叙事连贯而不复赘。犹其“论曰”“赞曰”部分，文笔锋利，臧否人物，扬善抑恶，堪称一绝。

读书虽然可以使人有知识，但不一定使人有胸怀。虽然使人知荣辱，但不一定使人有勇气，也不一定使人有骨气。有些知识分子，看上去挺高，其实，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人生在世，亦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事或可以坚持，或可以量力而行。古语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居焉，身必危。”其中个道理，知且易，行而难。人非圣贤，皆有过错。清正风雅之人，亦有苟且之举。谗佞粗鄙之人，但有位尊之时。富而不贵，亦是一文不名，尊而不衿，乃是通雅之人。俗语讲：“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久在江边站，必有望海心。”

这才是我们读史的正确态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