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少人应该会答：“康熙”。
61年，确实够长，足够一代人由出生到死亡，尤其在“康熙”二字还代表着一个纵横万里的大帝国时，当然有资格凝固历史的骄傲。
不过，失败者一样可以因文明而延续它的悲壮。
烈女处士朴好淳妻“砺山宋氏”之闾——崇祯纪元后再丁巳（1737年，清乾隆二年，意为崇祯殉国后第二个丁巳年）正月日 命旌闾（旌表门闾）
1704年，康熙皇帝的宝座已经安稳地摆放在紫禁城中43年，在剃发易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已经很难分辨前朝的福王、唐王、桂王、鲁王政权究竟有什么区别，只笼统地归为“前明”的时候。
朝鲜王京，国王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60年前殉国的大明崇祯皇帝，祭文开篇就是：
崇祯七十七年岁次甲申三月庚子朔十九日戊午，朝鲜国王臣李焞，敢昭告于大明毅宗烈皇帝。
祭文文言晦涩，且摘录几句，感受一下情绪：
虏乘其衅，据我中原，礼乐衣冠，尽污腥羶。凡在迩遐，冤愤靡穷，而其深痛，莫最小邦……嗟我下国，孰为缀旒，义根於性，恩函在心，于何寓哀，以展斯忱……我邦虽陋，我诚则至，尚冀监格，右此大糦。
朝鲜史书《肃宗实录》说，肃宗读完此文后，“呜咽不自胜，侍臣莫不感怆”。
此次大祭祀后，肃宗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筑坛，名为“大报坛”，供奉明神宗神主，取“郊天、报德”的意义，其形制仿朝鲜社稷坛，规制却更大，祭物品式，一概采用明朝制度。
1705年，肃宗于三月九日（农历，崇祯殉国日）亲临刚刚落成的“大报坛”，主持第一次大祭祀，礼毕后说：
年年祭享，自当与国同存矣。
肃宗的后人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又名“皇坛”的“大报坛”祭祀此后年年举行，以超越宗庙祭祀的最高规格祭奠对朝鲜有“再造之恩”的明神宗，也就是中国人口中“明实亡于万历”的万历皇帝。
到了肃宗的儿子朝鲜英祖执政，又在1749年与群臣舌战，要将崇祯皇帝和洪武皇帝（明太祖）请进“大报坛”，在一国之主怀念大明恩情，以致“俯伏流涕良久”之后，众臣终于同意三帝并祭，使“皇朝之日月，复照于朝宗之邦”。
此后又是31年，在鸭绿江边，一位即将进入清朝国境的外交官在日记的开头写道：
曷不称崇祯？将渡江，故讳之也。
曷讳之？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称崇祯也。
曷私称崇祯？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四十余年。
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在这本《热河日记》的结尾，记录者朴趾源写上了他认为符合道义的纪年：
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朝鲜汉文书籍《骆村朴先生遗稿》介绍，该书题跋有崇祯纪元二百五十九年（1886年）字样
道义和生存，这对纠结的矛盾体，一直缠绕在朝鲜君臣头上，令其苦不堪言，以至于表现出某种令今人无法理解的虚伪。
1637年，弱小的朝鲜王国在清军的铁蹄下，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无条件投降，献出世子为人质，低头成为清朝的属国。
自此之后，直至甲午战争，朝鲜对清朝的朝贡从未断绝，对清朝的使臣更是伺候得无微不至，堪称藩属国中的模范。
然而，在朝鲜史书中，该国君臣却称清朝皇帝为“犬羊禽兽”、“胡皇”，内外文书虽然使用清朝年号，祭享祝辞仍用大明年号。
明朝灭亡后，朝鲜仁祖干脆定制，“宗庙祝辞，朝臣告身，只书岁月，不用年号。”按照他的儿子朝鲜孝宗的记载，仁祖“语及皇明，至于呜咽不能言”（也就是《南汉山城》中的朝鲜王），其中的屈辱和羞愧不难体会。
为了报恩，也为了复仇。
当1646年日本使臣来到朝鲜，提及日本应福建郑氏的请求，将发百万之众，假道朝鲜进攻清朝。在壬辰战争中结下大仇的朝鲜君臣，不但未予拒绝，还派出“接慰官”到日本敦促出兵，不料锁国中的德川幕府最终拒绝了这一计划。
第二年，朝鲜国内甚至传出谣言，称“（日本）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师而来……”
可见朝鲜朝野对于背明附清的负罪感，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此后的朝鲜孝宗，曾经被清军掳为质子多年，于公于私都是坚定的反清派，一方面将“明国九义士”为首的明朝遗民置于左右，一方面整顿武备，伺机伐清。他的志向，按照其子显宗的说法就是：
先王尝以若得十万精兵，可以伸大义于天下。
朝鲜神贞王后赵氏与其夫孝明世子的合葬碑文，其中的纪年均为崇祯纪元后，立碑日在崇祯263年（1892年），即甲午战争前2年
问题是，朝鲜根本凑不出十万精兵，秉承天下大义的“大明”也只能僻处海东，在祭文、石碑和文书间存续，直到这一整套文化体系被近代的枪炮砸得稀烂，与朝鲜王国一道，消失在帝国殖民的浪潮中。
1897年，朝鲜高宗不顾“腐儒”崔益铉、柳麟锡以朝鲜是明朝藩臣为由的反对，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称皇帝，终止了“大报坛”的国王亲祭，也终结了官方的“崇祯后纪元”。
1908年，被日本统监府完全控制的“大韩帝国”，废除了“大报坛”的年度祭祀，不久后将之完全拆除。
2年后，日韩合并，朝鲜在地图上消失了。
大报坛“与国同存”竟一语成谶，而崇祯年号，却远比这些“实在”的东西顽强，仅今天可见的文物，直至1914年，仍有朝鲜人在执着地使用着。
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员古籍资料库藏目局部，另有藏品《天台续游录》崔益铉序于崇祯后五丁酉（1897年），梁会源题跋于崇祯后五甲寅（1914年），则至迟于1914年仍有朝鲜人使用“崇祯纪元”，即1644年后270年
在鸭绿江的另一边，代替明朝坐江山的清朝，自认为继承了中华的版图，自然应当承继汉唐的荣光，身居天下中心，享受“万国来朝”，这种中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该是文化的。
然而，在日本人看来，此时的中国已是鞑虏。
1674年，日本朱子学大儒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即写道：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在越南阮朝史书《大南实录》中，记录中总是将清朝称为“清国”，遣使朝贡记为“如清”，这与朝鲜使臣笔记名称由明代《朝天录》变成清代《燕行记》如出一辙，即不再将清朝视为明朝一样的“天朝上国”，而只是一个自己惹不起却还要敷衍的大国、强国罢了。
1834年，阮朝的明命帝在和近臣的谈话中，还特别对比了清朝和自己，将清朝代明，比作“以匈奴入中国，以夷变夏”，而他对中南半岛各族的“改易衣服”，则是推广中华文化的“以夏变夷”，是“上承天心、下惬人望”之举。
这些都比不了1803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徐长辅的评价狠辣：
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
可以说，清王朝虽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取得了前代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在文化输出、文化认同，即软实力的较量上，则输得一败涂地。因为天子固然可以兵强马壮者为之，文明中心的建构，却需要真正的底蕴，靠着一群奴隶主带着成千上万的奴隶，终究是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