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祸乱之影响

明代自成祖至熹宗200多年间，除孝宗、世宗两朝外，都是宦官专权的日子，宦官把持之司礼监，有批决奏章之权，加以皇帝之支持信任，成为政治中心，阁臣无论贤与不肖，若要安于其位，就必须与宦官联结，若要倾轧敌党，更不能不依附宦官以增声势，宦官于是成为真正之领袖，对政治影响极大。

政治方面，首先是强化了君主专制。明代推行「特务政治」，以宦官掌理厂卫，作为皇室耳目，可以不经国家司法机关，秘密逮捕和杀戮朝臣，使厂卫成为宦官对付异己的机构。在厂卫严密控制下，朝臣对皇帝唯命是从，而明代罢废宰相，君权高涨，成了君主专制的政体。

其次是加剧了党争。明代内阁其初虽受制于宦官，但当时一般士大夫，尤其是言官，多以敢言为荣，对宦官权臣常作激烈的攻击，加以士大夫崇尚理学，注重气节，因此敢于不惜生命，与恶势力对抗，而士大夫之间又互争意气，而致演成朋党的倾轧。至武宗以后，政事日益败坏，党争也愈趋激烈，其时政权全操于宦官，士大夫中之无耻者，益谄附宦官，藉宦官势力以排除异己。宦官因得朝臣的攀附，气势更盛，为虐更兇，名节之士乃起与之激烈相抗，使党争加剧，明末的东林党与非东林党就是在这情况下激化而成。

此外，宦官的专权亦败坏朝政。宦官掌握了朝政大权，并利用厂卫等特务机构横行无道，残害忠良，导帝荒戏，苛征杂赋，造成政治黑暗，朝政混乱。

学术文化方面，由于魏忠贤与非东林党人为打击东林党，竟下令废毁天下书院，严重打击文教的发展。又因官员为巴结魏忠贤，竟以魏氏配孔子，为魏忠贤建生祠，于是天下的书院，竟变成了供奉魏忠贤的淫祠，而且先师之神位，亦改以宦官为偶像，实对中国文化极大的耻辱。

至于经济方面，明代宦官大都是贪污舞弊，搜刮达到腰缠万贯。王振当政期间，官员要缴纳百金，才可求见，若付千金，始得饱醉而归。王振被抄家时，搜得金银60多万贯，其他珍物无数，可说是宦官聚歛的先例。刘瑾专政期间，官员入见，例索千金，京官外调归来，例有重贿，如布政使就须缴纳2万金。刘瑾掌权7年，籍没时，搜出黄金250万两，银5,000多万两，其他珍玩无数，贪污程度比王振更甚。宦官专政，带动贪污风气，朝臣为应付苛索，惟有加重对人民的搜刮，间接激起晚明民变。

而在司法方面，宦官自成祖时期开始受命掌管厂卫，成为帝王的私人法庭，其权力可谓至高无上。宦官逐渐利用此特权擅自逮捕朝臣，甚至在未审判之前便行刑虐杀，假公济私，滥害无辜。武宗时，刘瑾专政，有人写匿名信参劾他，他竟矫旨命百官跪于奉天门下，直至何钺、周臣等渴死。当时，根本没有是非公正，可见明朝法制是如斯的败坏。

最后在军事方面，由于明代宦官兼领军权，参预军机，不少祸患便由此而起，例如英宗时期，王振剋扣马价，激起瓦剌入侵，王氏竟劝英宗亲征，酿成土土之变。此外，明廷又常以宦官监军，监军的宦官既可诽谤将帅，亦可为将帅饰过，全视乎将帅对他们的奉承程度，例如晚明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袁崇焕，便因不从宦官而被贬杀。有时候宦官甚至直接利用征战索取私利，例如晚明时期，以宦官监军，征讨流寇，可是宦官却对他们围而不剿，逼使流寇重贿归降。最后，当李自成攻抵京师，曹化淳更开城门投降，直接促成明亡，可见宦官干预军政，对明代国运的影响。

总之，明代宦官专权对政治之重大影响是导致朝纲失纪，破坏边防，使明国运迅速转危，其罪恶滔滔，史不绝书。较之唐代宦祸，除废立君主及控制内廷稍有不及外，其他如伸张权势、残害忠良、影响国事、收受货赂、掠夺民田、垄断盐利、苛征杂赋等，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若非宦官为祸，明代国祚必不致如此短促，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