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部分史家对唐室的民族成分多有质疑，鲜卑说和突厥说，未有定论。此文出自突厥说。

史书记载唐王室屡现“乱伦”之象，太宗死后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则天拥为己有了。所谓“乱伦”是后人的说法，在唐高宗看来并无此嫌疑，“妻其后母”是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对于突厥出生的唐王室来说不存在道德障碍，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游牧民族自古没有守寡的传统，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武则天的故事与清初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类似，在当事人看来并无不妥，完全符合风俗习惯。

李世民有废太子名叫“承乾”，史载他学胡人椎髻，说胡语，吃胡食，爱慕突厥狼头纛，甚至不愿过宫廷生活，喜欢去草原游牧，结果被废黜。同样的事情北魏也发生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恋草原竟不愿南下，被迫南下后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废为庶人。两个太子的行为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的民族背景。

我们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军政首领）为清一色的突厥人，并且都是世袭，那是游牧民族固有的氏族军事组织的影子，与辽金时代的“探马赤军”蒙元时代的“达鲁花赤”非常相似，这种军事制度并不来农耕文化。

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可汗，其次才是中原人的皇帝，两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的大汗，其次才是中国的皇帝一样。

唐太宗昭陵有14个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个，这种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葬制，那是突厥墓前立杀人石习俗延续。突厥可汗墓前立杀人石代表他生前杀死的敌方首领。《阙特勤碑》有这样的话：“我为我父可汗立了杀人石，以无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太宗立蕃王石像是对古老游牧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阙特勤碑》把“唐人”视作自己的远房兄弟，告诫突厥子孙引以为戒，不要去走唐人的汉化之路，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们存在血缘认同。而《阙特勤碑》的立碑者竟是唐朝皇帝，汉文碑文竟是唐玄宗所撰，又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碑文中有“结为父子”之语，如果没有对突厥的认同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正因为唐朝皇帝是突厥血统，他们才会以极开放的心态面对中亚的游牧民族国家，他们的眼光不局限于中原，他们有兴趣去开拓广阔的东北和西北，那里自古以来都是他们的活动区域。

我们看到唐朝与游牧民族交往的那种深度和广度是汉民族创建的朝代从未有过的，因为统治者的血缘对其基本国策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唐朝皇帝的游牧民族血缘正是唐代开放大气的深层原因。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在回避唐朝皇帝的血统来源，因为不愿看到大唐盛世与胡人的关系。当我们以此去阅读和思考《旧唐书》的时候，许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不管唐室源自鲜卑还是突厥，或者祖上是鲜卑化的汉人，总之，唐室累代受北方胡人文化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给统一的大唐盛世带来浓郁胡风，而此开放的胡风也恰恰是唐朝蓬勃繁盛、兼收并蓄的基础。